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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时代》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1920、193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相关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有一支20-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这位当家人的心细手紧应该是钱庄基因。工程师欧阳曾说：“阎锡山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计与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
族人阎子奉讲过阎锡山生财的一段趣事：1929年间，幕僚梁巨川在北平听清室太监赵德山说，西四牌羊肉胡同7号曾是某王府宅第，埋着很多银子。梁向阎报告，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银元买下宅子，派了一个排卫兵看守，由山西省银行经理王子寿负责一切开支费用。
20多名工人从当年8月开始掘洞，只许进人不许出人。地下渗出的水越来越多，只得用抽水机排到街上，弄得满街都是泥水。3个多月过去，地下全部掘通，没见银子。王子寿向阎锡山请示，阎复电说把6号或8号宅子买下继续施工。于是又花3.2万元买下了8号，半年内掘地三尺，还是一场空。王子寿唉声叹气：“这事做得太马虎，也太开玩笑了，银子没有挖到，反花了10来万！”
不过，阎锡山终究是钱庄出身，长于“打虎”(山西人对投机行为的俗称)。据说从太原退到大连之前，阎从山西省府提走两个600万元，其中一笔是现款，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日币老头票。10个月后老头票大涨，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换成中国钞票。阎在大连郊外海滨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个月，总共花了300多万元，这一进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费“度假”。
另一笔600万，散给了追随他多年的人：文官厅长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别给1-5万元不等。他嘱托这些人：“咱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他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平时留下余地，临时处置裕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