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西方的文学理论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的“新批评”，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于是有了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也有了他们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探究。那个时候还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他们既不知道文学本身将要发生变化，也不知道文学理论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变化到理论弃文学于不顾，“理论简直就是一大堆名字（而且大多是些外国名字）”[1]的地步。但是四十多年之后，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在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1989）一书时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于是他在序言中指出：“人们正处于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观点开始受到了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因为，人们需要检验理论写作为什么得到修正以及如何在经历着修正。因为，人们要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然而，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就把这种变化带入了另一种视野之中，原来的问题或者已然失效，或者已被新的问题迅速遮蔽。
中国文学理论界诞生于20、21世纪之交的问题意识和相关争论也并非无果而终，因为一些学者也在尝试转变观念，迎接挑战，并已形成了新型的文学理论。例如，此前我们提及的童庆炳教授就在倡导走向“文化诗学”。在他看来，新时期文学理论三十年，先是“向内转”（“内部研究”兴起），后又“向外转”（“外部研究”勃兴），而文化诗学则是对“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双重超越，也是对“‘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3]。这样一种设计表面上看来几近完美，但是当他把文化诗学的主张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一种呼吁”后，其“审美中心论”依然因为更多关注经典文学和具有诗情画意的文学而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而所谓的“关怀现实”与“介入现实”也很难落到实处。[4]因此，尽管童庆炳似乎对文化研究网开一面，但实际上文化诗学对它的接纳是极其有限的。当然，我也承认，作为注重文学理论“累积性”建设[5]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也提供了一种值得学界重视的思路和方案，比如，像他所谓的“两个基本点”——“分析文学作品时要进入历史语境”“要有细致的文本分析”[6]——就可以看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真理内容”，是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中国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与一些质疑相伴相随，“没有文学的文化研究”只是其质疑之一，是老一代学者出于守护学科之需对其进行的次要质疑；更需要质疑的是，文化研究的介入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其批判性又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可能并发挥着作用。众所周知，伯明翰学派所谓的文化研究是与介入政治运动、进行社会斗争和从事社会批判紧密相关的。于是在“文化研究之父”霍尔那里，曾经被威廉斯看作“生活方式”的文化被他改写为“斗争方式”，而大众文化又被他看作斗争的场域之一，“是这场斗争输赢的利害所在”[7]。“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三届主任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则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文化涉及权力，也涉及阶级关系、阶级构形、种族建构、年龄压迫，因此，文化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它们构成了文化研究赖以存在的前提。[8]由此出发，文化研究的伦理取向与价值立场是坚决站在被压迫的边缘群体一边，它“为被剥夺者辩护，代表那些屈从的、沉默的、被支配的、受压迫的和遭到歧视的个人与群体的声音。它的言说不只为了‘这里’的人们，而是为了‘那里’的人们，即为那些在统治性话语中没有声音的人们和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9]。如此看来，不把文化研究当作在书斋中沉思默想的纯粹学问，而是让文化研究者以“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出场，把介入、斗争和批判落到实处，以此推动社会进步，这才是伯明翰学派所倡导的文化研究的真正传统。
然而，当文化研究蔓延至澳大利亚与北美，进而被“大学机器”搅拌成一种“学院政治”之后，它的介入性、斗争性与批判性已大为减弱，甚至最终成了一种纯粹的知识活动、书本作业和课堂游戏。参见汪民安《文化研究与大学机器》，载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由于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每况愈下，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才想起了法兰克福学派。于是凯尔纳反复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文化研究的元理论（metatheory）之一，其大众文化理论与大众传播研究实际上是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并非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而是拥有共同的观点，又都有其不足之处。于是，让它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加强对话，从而相互为对方提供一种有效的视角便成为刻不容缓之举。[10]与这种比较温和的观点相比，采曼（Imre Szeman）则要显得更为激进。在他看来，要想使文化研究走出日趋低迷的困境，重新审视和正视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就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只有法兰克福学派才能“将文化研究从目前的批判昏睡（critical lethargy）中摇醒”[11]。很显然，批判精神的下滑、失落乃至终于无影无踪、无声无息，已成西方学界的共识。而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重新武装文化研究，也成为他们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