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时，我在《读书》、《走向未来》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知识分子研究的文章。不知怎么，就被陈旭麓老先生看到了。陈旭麓先生当时非常关心年轻人，注意看他们写的文章，以此来了解年轻学者的思想。当时他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可能觉得这个年轻人还可以，就让他的弟子传话给我，让我有时间到他家里坐坐。
第一次到他家里，我感觉很是诚惶诚恐。因为当时陈旭麓先生的学术地位已经非常高，而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小小助教。陈先生乡音难改，一口的湖南话，有时我甚至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但是陈先生对年轻人的那种宽容却能感觉到。他对年轻人，主要是以鼓励为主。我记得我硕士论文答辩时，陈旭麓先生是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那篇论文，现在来看，感觉非常一般。可是陈先生在当时却不吝赞誉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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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麓先生年轻时
陈先生对我的精神上的指引要更多。我们那时候看他的书，一开始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多刺激。因为陈先生并不是一个时髦的理论挂在口头写在纸上。但是慢慢地就能够感觉到陈先生的高明之处。他的方法是一种“无法之法”。陈先生对历史的感觉特别好，非常有“史感”，有深邃的的史识――这些史识，既不是靠理论，也是不是靠史料，而是老先生在历史之中浸润几十年，用心灵和生命慢慢体会出来的。一开始读陈先生的东西，可能会觉得不刺激，冲击力不强，但随着自己的阅历增加，读的东西多了，越发感觉到陈先生著作之醇香。
可惜的是，陈先生走得太早了，刚刚才70岁，对于一个厚积薄发的学者而言，这正是他学术上的高峰期。但他的文字留下来了，他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成为新一代研究者必读的经典。
第二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是王元化先生。他是对我影响最大、也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老师。王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当时上海思想界的领袖人物。
非常有趣，与陈旭麓先生一样，他也是在《读书》和《走向未来》上看到我的文章之后，发现了我。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王元化先生很赞赏我的文章，什么时候可以我把你介绍给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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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
事实上我第一次去王元化先生家里的情形，我们说了一些什么话，当时究竟有什么人在场，我都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只记得当时人很多，而我也没有和王先生说太多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先生家里的客厅就是一个公共空间，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来拜访他。
以后，慢慢走动就比较多了。正好当时王先生在编辑出版一份刊物《新启蒙》，约我写一篇有关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文章。第一期《新启蒙》中所用的文章，作者大都是在思想界很有名声的人物，我跻身其间，只能说王先生不是以资历，而是以心灵是否契合、关怀是否相同来衡量作者。
后来我就经常到王元化先生家里去请教学问。但是关系真正的亲近，却是1989年之后。骤然来临的风暴使得很多人开始谨慎，到王先生家里拜访的人骤然减少。这对我来说，却变成一个难得的请教机会，跑动反而更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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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与钱锺书并称为“北钱南王”
王元化先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全面的――从做学问到做人。他对我的教诲，虽然有很多言教，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身教。我自己现在也是带学生了，也能体会到，老师对学生最好的教育方式，与其苦口婆心，不如以身师范。言传身教，身教胜于言传，这也是传统儒家的教育方式。
王元化先生对我的影响，如今想来，大概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王先生对知识和学问有一种纯粹的敬仰和热爱，这构成了他的书生本色。王先生的家庭是书香门第，从小他在清华园长大，当年的清华园不是如今的清华，是以做官为耻、问学为荣的清华。王先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清园，象征着他与老清华传统的血脉关系。这种书生本色我非常欣赏。和王先生同辈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更有道德勇气，更有战斗精神，但在知识底蕴上，似乎总是比王先生差一口气。
书生气这个东西，可以使一个人抵抗住很多诱惑，抗拒住急功近利，抗拒住自以为是，抗拒住被放大了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有时候会被夸大，会让人迷失自我，丧失头脑的理性，甚至会起到与本意相反的破坏性作用。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背后是要有一点精神和底色支撑在那里的。王先生因为有文化世家和清华园留给他的那层底色，让他对有些东西会不在乎，当了高官不去想如何进一步往上爬，而是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宁愿卸甲归学；别人唯恐被世间忘却，但他在这个乱哄哄的传媒时代，反而淡出江湖。王先生的这层书生本色对我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这是一个学人安身立命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