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乾隆经营西北以来，“盛世修志”的观念也体现在西域/新疆的文化建设中。有清一代新疆地区的通志纂修，前后凡三次四种。
清代前期，有乾隆年间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简称《西域图志》）五十二卷。这部志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成，由武英殿刊刻并写入《四库全书》。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编纂人员倾全国之力、主纂人员又多参与西域平定的不同事务，《西域图志》因此比较全面、真实、详细地汇集了乾隆统一和经营西域的史料，成为清代边疆通志纂修的典范。
清代中期，又有嘉庆年间的《西陲总统事略》和《钦定新疆识略》（简称《新疆识略》）接续前志，成为新疆地区新的地方通志。这两部新的志书由伊犁将军承办，开创了新疆地方政府纂修通志的先河。注重文化建设的伊犁将军松筠为了总结统一以来几十年中的发展面貌，召集流放伊犁的文人先后纂修，于嘉庆十二年（1807）由祁韵士纂成了《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后来多以《西陲总统事略》的名称刊行；嘉庆二十五年，又由徐松纂成新的《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后出转精，在道光元年（1821）由松筠恭进清廷时，得到新即位的宣宗皇帝赏识，赐名《新疆识略》，并御制序文，道光二年由武英殿刊行。这是“新疆”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专有地名，首次被政府在正式的文本中启用。
清代后期，《新疆图志》的编纂成为新疆地方通志在清代最后的总结。以王树枬为代表的清末新疆官员，承担起了为建省后的新疆谱写新志的重任。《新疆图志》从光绪三十三年开始编纂（1907），宣统三年（1911）完成，由新疆通志局活字印刷行世。因此，这部纂修于新疆建省以后、完成于辛亥革命期间的通志，也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有关新疆的最后一部通志。《新疆图志》皇皇巨著，凡一百一十六卷、二百多万字，不仅在数量上超越了以往的志书，其承载时空的悠长、完备，编纂观念的守正、趋新，也都后来居上，成为新疆地方通志的殿军。
所以，在掀开中国现代史的篇章前，《新疆图志》堪称是一部为古代新疆做了全面总结的集大成的百科全书。
二
《新疆图志》的纂修，光绪三十三年由新疆布政使王树枬（1851—1936，枬字或作枏、楠）创议兴办，其时建立了新疆通志局的机构。树枬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今高碑店）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先后在四川、甘肃历任知县、道员等职。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任新疆布政使。在任期间，除了改革币制、创设邮政、兴办实业等一系列使新疆走向近代化的作为之外，《新疆图志》的纂修，也是他在任上重要的文化建树之一。今存《新疆布政使司就纂修通省志事札吐鲁番厅文》对于纂修《新疆图志》的意义有明确的表述。在札饬中，表达了对清朝统有新疆而超迈汉唐的主权意识，并从建省以来“一切规模粗具，惟有志乘阙如”的表述中体现了为新疆建省而修志的明确目标。这份札饬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下达到吐鲁番厅，已经开始了通志编纂的实际工作安排，并在来年的光绪三十四年成立了新疆通志局——通志纂修开始和通志局建立的年份，过去的研究多有误差，现在根据这份札饬档案，可以定案。
此外，根据饬后所钤“甘肃新疆布政使司之印”的印章，可知实际的执行机构是新疆布政使衙门；而具体纂修的倡议与组织者，是时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枬。因此宣统三年《新疆图志》告成之际在新疆巡抚任上的袁大化就成为当然的修志“总裁”。但是王树枬的署名出现在“总纂”和“总办局务”中，可知居功甚伟。图志编纂的收尾工作由候选道王学曾完成，因此“总纂”衔名由王树枬、王学曾共同署名。按照地方志责任者常规的署名方式，《新疆图志》的作者是“袁大化修，王树枬、王学曾纂”。
王树枬在担任《新疆图志》总纂、总办期间，不仅手订志例、分门列目，还亲自参与了一些分志的纂修和修订，在为钟镛的《新疆备乘》所撰序言中，称“当时予所手订者凡十余篇”。也就是说，全部《新疆图志》二十九志中的三分之一，王树枬都参与了文字编纂。其中提及的《国界志》、《山脉志》、《兵事志》、《访古录》、《新疆小正》、《礼俗志》、《道路志》，后来也都以王树枬个人的名义有单行本刊印。
除了擘画有方、身体力行之外，《新疆图志》能在短短三五年之内就完成巨制，还依靠了一批履新的文人担任了分志的编纂工作。这其中有履新任官者如王学曾、郭鹏、李晋年、刘文龙、段永恩等，也有因事流放或寄寓新疆者如钟镛、裴景福、宋伯鲁等。据《新疆图志》卷首的“纂校衔名”记载，参与纂修图志的人员多达六十八人，但这还不是全部。
总之，是王树枬的号召力和乌鲁木齐丰富的人力资源库，成就了清末《新疆图志》实力雄厚的编纂团体。
三
作为清代边疆通志的典型和新疆地方志的集大成者，《新疆图志》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值得表彰：
1、观念进步
《新疆图志》的编纂，承袭传统通志为地方列传的观念和体例，是中国地方志中后来居上的重要典型。这种继承性，与王树枬等修撰官员在传统国学中的博学渊览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近代变革的转型之际，他们的思想能够与时俱进，决定了新的地方通志在反映新疆建省后的面貌时，注入了新时代的编纂观念。具体的表现，是《新疆图志》的编纂顺应时势，具有晚清新政革命带来的强国富民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