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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税率的语境以及影响税负的各种因素
当前我们讨论税率高低，除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源问题之外，还应该特别重视以下四种趋势及其相互矛盾。第一，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利改税”、“营改增”等一系列制度变迁，租税负担对经济、社会以及个人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直接的影响。第二，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出现剧变，迅速滑进老龄化阶段，社会保障需求将导致财政赤字的激增以及对策性税制改革，税负加重已经在所难免。第三，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强劲、国际企业竞争炽热化，减税已经成为与金融并列的重要景气对策。尤其是美国的减税举措必将在我国及其他相关国家产生连锁反应。
第四，作为经济政策的减税是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为理论根据的，试图刺激企业投资和消费；但鉴于产能过剩的现状，唤起需求的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推敲。何况“大政府”的开支状况要求任何减税举措都不得不实现考虑减税财源，除非大幅度削减政府的预算规模。而在中国依赖财政投融资拉动经济的机制作用下，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还会反倒减少需求。
的确，从税率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宏观税负似乎并不算非常高。例如199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企业税率构成是：日本49.98%、德国48.55%、美国40.75%、法国36.67%、英国30.00%。但是企业实际的税负并不仅仅由税率决定。例如适用税率的征税范围宽窄也是决定税负的重要因素。如果征税范围窄，即便税率较高也不会感到纳税负担太重，如果征税范围宽，即便税率较低也不会造成税收规模太小。另外，缺乏中立性、合理性的征税也会在税金之外引起生产和雇佣的扭曲以及相应的追加性负担。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没有确立严格的税收法定原则，政府可以自行决定税种和税率，还可以在税金之外要求企业缴纳各种名目的费用、基金、摊派额度、罚款。公共资源配置和运用的效率低下，财政投融资的举措伴随着大量的浪费，也会导致收支矛盾尖锐化，促使政府不断加大征收税费的力度。再加上相关部门各级官员的寻租行为，让纳税人苦不堪言却不能充盈国库。
还有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操作以及货币和金融政策操作所造成的隐形征税。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企业税负变得极其沉重。
上述事态表明，
在考虑税制改革之际，税率固然重要，但并非症结所在。即便站在振兴景气和加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立场上，也无法得出一减税就万事大吉的结论。在我看来，现阶段中国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究竟谁、在哪里、怎样决定税收政策？税务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税金的用途是否向纳税人交代清楚了？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稳妥地解决，即便大幅度降低税率，也未必能真正有效地减少税负。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稳妥地解决，人民对自己应承担的税负也很难进行正确的评估，容易产生依赖国家出钱办事、自己免费搭车的心理，也容易对征税产生抵触情绪，感到自己受到剥削。税制没有充分的中立性，公民之间就难免有不平之气郁结，势必助长逃税漏税的倾向。由于政府本身也理不直、气不壮，对规避纳税义务的公民就很难实施严厉的制裁。长此以往，公民很难产生出作为纳税者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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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制改革的法律关键在哪里？
在这样的状况下，税制不得不首先面对如何加强征管活动、培养纳税意识的课题。因而在对税种、税率进行比较分析之前，必须更多地重视税务监督的实效性。征管不力，这是现阶段中国的一大特点，我们不得不正视。正因为征管机制存在缺陷，从工资扣除税负就成为征税的基本方式。
其结果，工薪阶层成为纳税者的多数，长期负担税收的大约百分之六十，而在新富阶层中逃税漏税现象很普遍。税负不公，这是现阶段中国的另一大特点，引起了许多不满和非议。
为此有必要进行另一次税制改革，在完善监管机制、加强征税力度的同时，调整税负分布，矫正税种比率，开辟新的稳定税源。
在适当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的同时，可以考虑合理的增税措施，包括高收入者税负的多样化——但要坚决摈弃那种通过税制“劫富济贫”的观念，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富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资本逃逸对国民经济实体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