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虽然这些地方性社会文化网络的细节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它们之间如何相互渗透、影响和互动，构成一个整体的、流动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显然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从“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出发，我们所关心的是：除了国家权力之外，在近代上海的地方社会之中，究竟谁在控制这个城市？谁在管理地方性公共事务？这种管理和控制借助于什么样的文化权威？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文化象征符号获得了地方社会的控制权？显然，“权力的文化网络”并非与国家权力完全独立、分离乃至对抗的地方性力量，杜赞奇的研究正是在国家权力对基层如何控制的背景下讨论华北农村的社会文化网络。但本文限于主题的限制，将暂时搁置国家权力与城市“权力文化网络”之间关系的讨论，而将焦点集中在在近代上海的“权力文化网络”之中，为何在资产阶级已经获得城市控制主导权的情况下，依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威的支持？
传统中国的社会精英由三部分组成：士大夫精英、地主精英和乡绅。到了近代社会，当社会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新式的城市精英便首先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这些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中出现了，正如白吉尔所说：“在这个城市社会里，具领导地位的是来源于传统士绅和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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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近代中国城市的，最初是具有士大夫和商人双重身份的绅商阶层，他们构成了近代中国早期的城市精英。罗威廉通过对清代汉口的城市研究，发现在城市内部存在着一个地方名流群体，他们是由士绅和富商们共同组成的，之后又合流为绅商阶层，他们通过与国家权力的密切互动，主导了城市的地方公共事务。虽然罗威廉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来描述清代城市精英对地方事务的控制这一尝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然而正如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地方社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做许多事情，他们以地方‘公共领域’的名义，创设了帝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或者只是负担并可以轻易减省的诸多设施。”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深入，城市原来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士大夫与商人合流成绅商。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绅商这一过渡性阶层又很快消失。握有现代社会最重要经济与金融资源的资产阶级商人，在原来“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结构之中，从最末的位置上升到首位，成为主掌地方公共事务的实权阶层。而原先排位第一的士大夫阶层却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分化，在清末民初逐步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本身是内部分层非常细密，不同的知识分子之间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介入“权力的文化网络”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古代科举
考试
脱胎于传统精英的近代中国城市精英，来自于三个部分：一是由传统士大夫转化而来的学院精英，二是从地主精英脱胎而来的商业精英，三是从乡绅蜕变而成的地方名流。学院精英主要由一批以大学为生存空间的全国性知识分子，他们所关心的是国家与世界的天下大事，与地方公共事务和“权力的文化网络”基本无缘。在近代中国，这些全国性知识分子主要云集于北京。商业精英在京沪两地都存在，因为其所开办的实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关系，他们非常注重地方的公共事务并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核心。而城市的地方名流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社会群体，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前述的地缘、业缘、信缘、社团和帮会这几个城市社会网络。在新崛起的城市精英之中，资产阶级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特别在上海这个工商业最发达、社会分工最完整的国际大都市中，拥有经济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近代资产阶级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主人，特别在袁世凯死亡之后、南京政府建立之前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他们借助手中握有的金融和经济实力，频频干预国家政治。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上海资产阶级会同其他社会阶层，在上海举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最后逼迫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不敢在巴黎和会签字。1921年上海商界与教育界联合，发起国是会议，绕开南北政府，由民间出面起草国家宪法。而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的北京政变，上海的资产阶级拒绝承认，由各商会组成民治委员会，准备实行“国民自决”。凡此种种，都表明在北洋政府时期，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阶级。
然而，尽管一夜暴富而崛起的资产阶级掌控了经济和金融的权力，但经济权力并不等同于社会权威。要在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居领导地位，必须借助于文化的象征符号获得合法性权威，从而更有效地实施权力的控制。“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核心问题不是权力在谁的手中，而是如何通过文化的权威而掌控社会权力。在传统中国的四民社会之中，商人在各个朝代都拥有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都不敢小觑，然而商人阶层并不因此而享有文化上的权威，按照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和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富有的商人在正式体制和社会上被人看不起，缺乏与其拥有的财富相匹配的尊严和权威，不要说与士大夫比肩，即使在平民当中其社会地位还在农工之下。这一情形到明代以后有所改观，在富庶的江南出现了绅商合流的趋势，一方面士大夫的生活开始像商人阶层那样追求奢华，另一方面商人阶层向士大夫接近，通过买官获得功名，在文化上附庸风雅，并参与地方的各种公共事务，通过各种努力，将自身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文化的象征资本。
到19和20世纪之交，在开放的沿海和沿江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个过渡形态的绅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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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绅商阶层，身份双重，拥有士大夫的功名，经营各种洋务和实业，而且在地方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作用。在晚清上海，绅商阶层非常活跃，他们由两个不同的交往网络组成，一个是以李平书为领袖的上海本地绅商，另一个是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绅商。上海本地的绅商是清末民初上海地方自治的核心阶层，从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到自治公所、市政厅，这些前后相继的上海自治机构领导精英，皆是由绅商组成，而商人领袖占多数。之所以推出李平书担任自治机构的领袖，乃是他有举人的身份，有为官的经历，这些身份使得他比较一般的商人拥有不可比拟的文化权威。不仅商人们推举他出任总董，而且邀请他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或经理。
另一方面，在晚清开始涉足实业和商业的士绅阶层，对金钱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真正目的乃是想通过积累财富而拥有更多的文化权威，张謇本人将开办实业而获得的利润大量投资于教育，并与其他士绅们一起建立江苏省教育会（最初名称为江苏学会），总部设立在上海。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中心，从晚清到1927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拥有文化权威的关系网络，活动涉及教育、实业、地方事务和国家政治方方面面。到了晚清之后，办教育成为一个最具文化象征符号的权威来源。江苏学会的入会条件极严，并非一个简单的行业团体，乃是精英中之精英聚合。根据其会章，会员分为代表会员、志愿入会和名誉会员三种，代表会员须由官府推举，“声望素为众所推服者”，志愿会员须有会员二人出具保证书或地方教育会出文介绍，而名誉会员则要求更高。
▲张謇
中国与西方不同，虽然在民间底层有丰富的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网络，但儒家所代表的道统始终在教统之上，儒家并非宗教，只是世俗化的人文之学，它依靠科举、书院、私塾等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建制而形成了一个学统网络，儒家的道统就是建立在这一学统网络之上的。从孔子之下的历代儒家士大夫，无不重视教育，为师者无论在官僚系统，还是在社会底层，皆拥有无可替代的文化权威和道德权威。晚清之际，以科举和私塾为轴心的旧学逐渐式微，以西学为内容的新学堂取而代之，而各地兴办学堂最积极的，乃是地方士绅，围绕着兴办学堂、掌控地方的教育权力、进而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拥有至上的权威，许多地方的官府与士绅、士绅与士绅之间，都有过激烈的竞争。
清末民初的绅商阶层只是转型时代的过渡性人物，到了1920年前后，近代的资产阶级代替了绅商阶层成为城市的主角，其标志性事件，便是该年上海总商会改选，美国留学回来的企业家聂云台代替了年长的买办朱葆三，出任新一任会长。1914年之后，中国的城市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无论是实业家还是金融家，都拥有较之前绅商阶层更可观的经济实力，常常借代发公债、贷款之机会，与中央政府与各路军阀讨价还价，提出政治条件。然而，经济实力只是纯粹的权力，无法直接置换为具有道德价值的文化权威，而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权力是要通过权威而获得文化合法性的。因此，就像晚清的绅商一样，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也非常注重投资教育，通过教育增加自己的文化象征资本。聂云台在当选总商会长之前，就与黄炎培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吕芳上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社会各界都意识到学校之重要，各种势力纷纷介入学校。
社会各界办学之风颇甚，而城市资产阶级更是积极。上海的国立大学很少，多为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经费来源拮据，往往要靠企业界和金融界大佬支持和输血。而掌握经济命脉的资产阶级也乐意参与大学董事会，以此博得文化象征资本。1925年五卅运动之中，部分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脱离圣约翰，另行筹办光华大学，上海教育界、金融家和企业界名流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上海商界实力派人物中，金城银行行长吴蕴斋、震巽木商公会主席朱吟江、上海总商会会董赵晋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钱新之皆为光华大学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