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姐的“医学奇迹”，依然没捅破权力资本的裙带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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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社会地位的代际间传递问题。 已有的大量研究发现，父母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及收入对下一代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以及他们的职场表现都有重要影响。 然而，关于父母的政治资本对下一代的影响的研究依然十分缺乏。

中国高校快速扩招之后 (从1999-2009年，高校招生规模扩大了293%)，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这种情况下，代际传递更有可能影响下一代的收入，而不是影响他们的受教育年限。也就是说，即使同样拥有大学文凭，家庭出身更好的大学生可能会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更好的工作。

目前在中国， “官二代”和 “非官二代”在各个方面受到不同对待的现象受到了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极大关注。 例如， 《人民日报》在2010年7月1日的一篇题为《为“二代”创建公平的竞技场》 的文章中这样说道：“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打破身份桎梏，社会如水流活; 三十多年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财富与权力的差距，在事实上形成身份的差别、阶层的分化。恰逢代际更替，也就造成了不同的‘二代’—— ‘富二代’、‘官二代’、二代农民工、二代独生子......‘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等灰色民谣、‘拼爹’等让人啼笑皆非的网络新词，都让人看到在社会的同场竞技中，不同‘二代’面临的不同境遇。”

文章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尽管我们的数据库信息丰富， 但是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有一部分是我们 (研究者)无法观察到的，但是雇主能观察到。 不过，这对于大学毕业生首份工作的工资而言，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即使对雇主而言，他们的人力资本特征与老员工相比也是难以观察的。因此， 研究者和雇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可以忽略的。 其次，我们只调查了应届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由于工资溢价很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 如果说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而言都存在工资溢价的话，那么，工资溢价很可能会随着这些学生年龄的增长而进一步提高。

▍ 调查数据

我们的数据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5、6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 (CCSS) 。调查以院校的地理位置(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和学校类型(7种)为依据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最终在全国2305所高校中抽取了100所院校，然后在每所大学内随机抽取学生。

作为 预调查 ，第一轮调查包括了全样本100所高校中的19所，其中10所为名牌大学，即211院校 (含985院校)。 我们特意抽取了更多的名牌大学来检验问卷的质量以及整个调查的组织情况。 被调查院校分布于全国11个省市，涵盖了各大地理区域。为了基于小样本进行统计推断，我们根据两项指标将被调查院校分为八类，并据此构建了权重用于统计分析。 两项指标分别为：院校类型(211院校)和院校所在区域(东北、北部、中部和西部)。 每所院校的权重为总体中该类院校的总量与样本中该类院校数量之比。

我们在每所院校中随机抽取约300名应届毕业生。在被调查的全部6059名应届毕业生中，有3167名学生来自重点高校，2892名来自其他院校。在9所非重点院校中，6所为公立院校(2201名学生)，2所为私立院校(415名学生)，1所为职业学校(276名学生)。

调查所使用的问卷是由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在内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设计完成的。问卷内容不仅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还包括高考成绩、大学生活、毕业去向等问题。调查工作由各个样本院校选派的1-3名主管教学、学生工作的行政人员负责。我们在北京对他们进行了集中培训。学生填写完问卷后，问卷会被放入密封的信封里以保证匿名性。在所有问卷都填写完成之后，各校负责人收集完成的问卷并将问卷邮寄回北京。为了保证调查的整体质量，我们全程监督了各校问卷填答过程、数据收集及录入过程。

表1为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第 (1)列为全样本信息，第 (2)、(3)列分别为“非官二代”和“官二代”学生的信息。第四列为考虑权重后两组学生相关变量的差别，权重计算方法如前文所述。“官二代”的划分标准是学生父母中至少一人为政府官员，14%的学生符合“官二代”标准。

表1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基本信息。从平均水平上看，大学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工资是2153元。 “官二代”的平均工资比其他普通同学高出18%(2494元相比于2116元)，但是加权后两类学生间的差距没有那么显著。我们将用多元回归的办法来检验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工资溢价是否依然存在。

由表1可知，全部样本中有56.2%的学生是男生。有意思的是， “非官二代”学生中的男生比例比 “官二代”学生高 (56.9%相比于51.7%)。 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2.9岁，在 “非官二代”学生与“官二代”学生之间差别很小，分别为22.9岁和22.6岁。16%的学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不过“官爸爸”、“官妈妈”中有大专及以上文凭的比例比普通父母高出6倍多(59%相比于8.4%)。官二代家庭收入比普通家庭收入也高很多，高出2倍有余(76924元相比于35142元)。

表1的第二部分报告了学生文理分科情况和标准化后的高考成绩。基于省内参加同类考试的学生高考成绩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我们对所有高考分数进行了标准化，公式如下：(学生分数-平均分)/标准差。由定义可知，标准化后的分数均值为0。样本中约75%的学生为理科生。有意思的是， 出身普通家庭的学生中理科生的比例更高 (74.0%相比于70.3%)。 “官二代”学生的数学成绩更好，但理综/文综成绩更差。不过这两类学生的其他成绩差别不显著。

表1的第三部分报告了学生在大学期间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包括英语等级考试成绩，是否有技术等级证书，是否有工作经验，是否是党员，以及是否有学生会干部经历。从表中可以看到，与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相比“官二代”的更低，但是英语成绩较高。同时，大学期间普通家庭的学生从事打工兼职的可能性也更高。 不过，两类学生在持有技术等级证书、入党和担任学生会干部方面没有明显区别。

在附表中，我们还给出了“官二代”大学生和非“官二代”大学生就业行业的百分比分布。 相比之下，“官二代”大学生更多地在金融业以及党政机关/群众组织/社会团体/国际组织等行业就业。

▍ 实证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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