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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西方思想史研究已经衰落的判断，现在有无改变？
葛兆光：最近好像有些变化。思想史研究在西方衰落，可能有一个专业的背景，经过现代学院制度洗礼和规定，学者的学术研究跟学者的政治关怀之间是需要分开的，特别是历史学领域，你不能“借古讽今”，一般来说，你不能在里面掺入太多个人的政治和社会关怀，那是学术纪律。不像我们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纠缠在一起，也不像我们八十年代“文化热”，可以把各种政治关怀都掺到学术论著里面。这在西方是学术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历史学作为一个专业领域，个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关怀，不宜太多表现（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因此思想史研究可能会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学院化，与大的关怀连接不起来。然而，学术研究又需要不断花样翻新，需要陌生化。所以，思想史之后，社会史、文化史等兴起，这是一波一波的学术潮流，思想史研究在西方就渐渐凋零。
但是，最近西方好像又出现了一些回归，比如说，剑桥的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做思想史，影响就很大，哈佛大学的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最近和人合作写了一本《历史学宣言》，在学界也很轰动。他是做思想史的，是斯金纳的学生。他们在两个方面推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改变。一方面，他把思想史不在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而是做国际思想史，这就有了新的视野；另外一方面，他们强调历史学和介入现在生活和社会的重要性。这使得思想史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单纯技术的研究领域，而是一个有关怀的东西。所以，我感觉最近好像西方的思想史研究又开始活过来了。
我在1990年代开始做思想史，肯定是觉得中国必须得重新从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根部，去检讨现代思想是怎么由传统思想转变过来的，它有什么问题，如何影响我们现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你知道，中国有个习惯，不能止于“器”，必须进乎“道”，不能局限于“用”，还得奠定于“体”，光讲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不讲到思想、观念和文化是不成的，就像林毓生先生说的，中国总是习惯于在思想文化上解决问题，不然好像就没有“一针见血”似的。
东方历史评论：您是否承认，对中国学者来说，研究思想史，必须与当下政治关怀相关，或者说，介入是理所应当的，研究思想史不关心当下的民众生活或者国家状态是没有意义或生命的？这和西方学界并不一样。
葛兆光：我们的研究课题、研究兴趣和研究对象，当然与当下的某种关怀有关，也和时势有关，但是我也一再提醒说，作为一个学者，要小心翼翼地区分开学术与政治，是直接去批判、迎合或者讨论，还是说，你是在探寻问题或思想的来源？我在《余音》那本书里讲，学术研究跟政治关切之间，有一些不同，我最近在香港出的那本《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里面也强调，我们做历史的人，只是一个诊断病源的医生，但不是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我们只是把历史、把问题摊给你看，怎么处理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做不到。
我当然觉得，应该有人直接介入社会和政治，大声呼吁，就像古代说的以“木铎”或近代说的以“警世钟”一样去唤醒民众、针砭时弊，但是学者采取的策略则不同，他有另外一种表达社会关怀的方式。余英时先生有一句话说，“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这不是说他没有兴趣，没有关怀。我自己也有一句话，就是我并不去和政治“近身肉搏”。说老实话，投身政治，要有很大的勇气，也要很大的能耐，还要社会给他较大的空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条件，就像周一良先生说的，我们“毕竟是书生”。但是，话说回来，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所有学术变化，学术研究，肯定与这个“时势”是离不开，我说“形势比人强”，就是说我们学者不大能够改变时势，但是时势在不断刺激我们的问题意识、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
东方历史评论：那么您觉得中国当下的“时势”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今天中国的“真问题”是什么？
葛兆光：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不敢说中国的现代问题都可以通过学术研究去反映或讨论，但是，从个人关心的问题来讲，我坦率地说，肯定有当下的很多问题在刺激我。比如，我现在讨论“中国”，那么为什么要讨论“中国”？我写了三本书来讨论“中国”，你不觉得这背后都有一些现实问题吗？这一问题是，现代中国这个国家，跟西方的现代国家形态不太一样。它有类似西方现代国家的一面，也有传统东方帝国的一面，很多问题纠缠在一起，这跟我们晚清民国以来的这个国家转型有很大关系。孔飞力（Philip A Kuhn）有一本书讲现代中国的起源，这本书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但我也有一点儿不满足的地方，就是现代中国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他讲的那几条，其实我更注重的是，现代中国的转型还应当讨论疆域、民族、认同和国家这些问题，现在中国如果包括这么大的疆域，包括那么多的族群的话，它是怎么从帝国转型的，它真的转型了吗?就是说，现代中国这种国家形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形态，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态是特殊的，还是西方现代国家是特殊的?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西方的民族国家或者现代国家这种形式，已经成为这个国际秩序中所谓正常的，那么，中国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态，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内外困境的来源。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所以需要历史学家去研究和说明。
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意识。我想说的是，肯定“时势”或者说“时代背景”对我们做学术有很大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也想把作为职业的学术和作为关怀的思想分开，这个分开本来应当是一个现代理性，也是一种职业分工，但是在中国，我们没办法把专业研究和现实关怀分开，这种纠缠，好像一直是中国学者的宿命。
东方历史评论：学术与思想难以分离，是否一直会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要背负的传统？
葛兆光：也许是吧。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中国文人往往认为，你如果只是成为专业学者或者技术人才，总是没有做到理想状态。这确实是一个传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觉得，最好是能够“坐而论道”，甚至能够“得君行道”。这个传统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它一方面促成中国知识分子“心怀天下”，关注现实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刺激出某些知识分子进入庙堂，当“帝王师”的企图。中国现在的情势，逼得我们只好在学术研究里面，掺入我们的一些关怀，表达我们的一些思考。当然，学者里面也有另一个表达方式，有的学者有两支笔，你知道，八十年代出来的学者里，有很多人是两支笔在写文章的，一支笔写学术论著，很冷峻很专业的论著，一支笔在写随笔，饱含关怀和感情的随笔。
东方历史评论：对，比如杨奎松老师，您自己是否也算如此？
葛兆光：我写得很少，因为我写的基本上都是学术文章。只是在学术史这方面的随笔比较多，你看到《余音》这本书里面就是，但是基本上在我看来，这不算学术论文，基本上不算，虽然也有一些注释，这只是帮助读者继续寻找线索用的。
东方历史评论：那您现在拿出多少精力来写两只笔中的另外一只笔？
葛兆光：现在越来越少，做学术的多一些。
东方历史评论：您笔下描述了一批前辈学人，不少已被学术史所遗忘，您认为这种遗忘“半是无意，半是有意”。有意之说，能否请您进一步展开，给予更多的解释？
葛兆光：学术遗忘的背后当然是政治因素，这就是政治判断时时在影响学术判断，因为中国传统里面，总是不完全以学术论学术的，往往要知人论事，以德论才。其实，带来一个后果，就有一些以成败论英雄，以顺逆论学问。明清之际的钱谦益就是一个例子，你可以想想，陈寅恪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现代史上的汪精卫也是一个例子，你可能看到前段时间，余英时先生给汪精卫《双照楼诗词集》写的序，汪精卫是汉奸，但是并不妨碍说他的诗词不错，这可以分开讨论的。作为学术史研究，你能不能把政治、人品和学问分开来判断，如果能分开，也许就好的多；可是，在中国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傅斯年1945年光复后回到北京，他就把凡是在伪北大任职的统统开除，当然一方面民族大义是在那儿，没得说，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点决绝，似乎不分青红皂白，他到台大当校长，也有这种做法。我的一个学生最近在研究沦陷时期北平的史学界，那里面情况复杂多了，在那个北平沦陷的形势下，就连最有骨气的洪业也说，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你不做事你没饭吃，但是，做事并不一定是为侵略者做事，你做研究你还得吃饭，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过去对一些有成就的学者的“无意遗忘”，很多是受到政治立场的判断，或者说道德立场的判断，从这一点上看就是“有意遗忘”。如果从学术史角度看，本来有些学者是很有成就，很有影响或者说很重要的，但是又有时候被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