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姜伟最开始写剧本时，比如《让爱做主》，台词和现在还不一样。他说那是朗朗型的，舞台感有点重。但也有人偏好这种台词，比如当时的导演张建栋，他很多戏都让姜伟写。制片人也喜欢，还大段大段地在别人面前背诵过姜伟的台词。朋友们有时会说，姜伟的戏里，有很多莎士比亚的路数，话剧型的，好像并不是很生活。但你总能在他的剧本里，看到一些警句——这在电视圈也是很难得的。
写得越多，姜伟就越朴实。“多写无意，少写，写精一些。”他说，“如果是没有意义的台词，就争取有点趣味，如果没有趣味，那就争取有点意义。”
姜伟在电影学院讲剧作课，有个特别清晰的概念：台词不等于说话。台词得有道理。他说，现在很多年轻编剧把台词理解为说不完的话。
搞文学的人，那身功夫转到编剧上，台词是可以看出来的。对文字表达的逐字逐句去推敲，是老派文学传统的基本功。一个优秀的编剧，在关键的地方，台词拿捏得很准。谢晋拍《芙蓉镇》，男女主角分手时，姜文说，要像狗一样的活下去。“只有那些有思想深度、有人生阅历的人，才会在这个关口，放上去这么一句有分量的话。”姜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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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电影学院读书时，姜伟也算是个老大哥。1993年考进导演系念研究生，他已31岁，比周围同学都大，老成持重。用林黎胜的话来说，他们都不是这个圈子的世家子弟，所以很珍惜机会，做什么选择，都比较务实。林黎胜和姜伟同一届，是理论研究室的，也是后来《借枪》的编剧。
姜伟考大学，考了三次，才去了曲阜师范学院读历史。毕业后又想着留在家乡济南，因此选了个不喜欢的工作，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一呆就是七年，无聊死了。他想着要么考托福，要么考研。有次一个同学说要考电影学院，觉得他也适合，自此这念头就扎根在他心里。但姜伟是比较谨慎的，怕这是一时头脑发热，于是自己给自己降温，少想这事。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那愿望反倒变强了。
考研也是有准备，一步一步来的。第一年，他参加考试，没抱希望。因为电影学院考题从不外漏，之前他无从下手看书。他进了考场，第一件事就是把专业试题抄下来。带回去复习。第二年就考上了。
在学校里，姜伟就是个万事通。什么都知道。林黎胜说，姜伟完全能参加电影百科知识竞赛，记忆力特好。“八十年代以前的所有中国电影都了如指掌。哪个人演的，台词是什么，他全通。”他对苏联电影也很熟悉，尤其是那些精彩的瞬间。后来写《潜伏》，他从记忆里调出了两部戏。一是《春天里的十七个瞬间》，一是朝鲜的《无名英雄》。这两部戏都有大量的旁白。《潜伏》也用了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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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伟毕业后留校。留在教务处，发电影票。每个月五百元。“能屈，才能伸。”林黎胜说。但行政工作也有个好处，能摸透体制内的人是怎么玩味说话的。《潜伏》里充满了这样的台词，话中有话，一语双关意味深长，一副老机关单位的派头。
演站长的演员冯恩鹤，生活中是个性情中人，但他在部队待过，还当过领导。“你让他演一个官僚，他其实太清楚了。简直小菜一碟。”姜伟说。
学校也是机关。有些东西不必亲自经历，你也能联想、推断出来。“如果从20岁，我就开始有目的、有计划的去混行政，也许能混出体面来。”他说，“但是太难受。”
懂得混，而不混。这是真的看透。
一年后，姜伟就回到了导演系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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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伟第一个剧本就是电视剧。山东电视台一熟人，介绍他去写《阿里山的女儿》，真人真事，讲一个台湾高山族女人，嫁了个大陆军人，1949年初到了山东，当老师，一直待到七十年代。她的故事，和国民政府溃败至台湾，是反着来的。姜伟可能觉得有趣，和林黎胜一起写了这个剧本，最后还拿了个骏马奖。那时他们也没什么机会，刚毕业，抓到什么就拍什么。姜伟拍过很多广告。上学时，他就是班上拍广告最多的人。
他们都不想搞电影。那时电影也少，不怎么受待见。他们也不喜欢当时那些电影人的做派。觉得电视圈更朴素，也更务实。
真正进入电视圈，全靠张建栋。他拍完《刑警本色》后，如日中天。好多项目找来，其中一个是改编皮皮的小说《比如女人》，张建栋就找了姜伟做编剧。写这个剧本（《让爱做主》）时，姜伟开始留心编剧这一行。关注谁是最有名的？东西写得如何？和很多编剧聊天。慢慢的，他有了自己的判断，对这个圈里的水平高低，大致有了认识。
“好像这一行还挺好混的。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他说，“我觉得以我的水平，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可以混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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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筹拍时，制片人张静先找的张建栋。她那时正着急，原先写剧本的人，死活写不出来了。张建栋说，你运气不错，姜伟刚好有空。张静就约了姜伟，在小西天宿舍门口的小饭馆碰面。谈吐间，张静觉得姜伟是个严谨的人，听起来很靠谱。张静是湖北孝感人，这也是她制作的第一部电视剧。她想要做一部戏，“家庭暴力”。说完就出差去山东了。第二天下午，她就接到了姜伟的电话，说：“你回来吧。我可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