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月，万达商管有
39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借款和高达
400
亿元人民币的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而其可动用的现金仅为
151
亿元人民币。更致命的是，珠海万达商管四次
IPO
折戟，触发了与太盟等投资方的对赌协议，中东资本
600
亿元的注资虽暂缓危机，却让王健林付出了
60%
股权让渡的代价，而股权冻结的阴云至今未散。
同时，由于未能按时履行对债权人的义务，万达集团旗下部分资产也相继遭到法院冻结。其中包括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80
亿元人民币的股权以及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亿元人民币的股权被冻结。据报道，万达集团面临的累计被执行总额已攀升至
75.45
亿元人民币。
多年以后，当王健林回想起自己焦头烂额，断腕求生的这段日子，不知道会不会后悔自己在
2016
年从港股退市的决定。
2014
年，王健林以
288
亿港元将万达商业推向港股，却因估值低迷（市盈率仅
5-6
倍，远低于
A
股同行）愤而退市，试图回
A
股谋求更高溢价。退市后，万达开启了自己的“轻资产转型”，接连卖出酒店，文旅项目等大量优质核心资产。
王健林说：“实际上万达只是卖了该卖的，留下了该留的。”留下的核心资产，其实就是在
2017
年年底已经开业的
235
个万达广场。如今这些资产也已经不再核心，“资本持有
+
万达管理”的轻资产道路上一去不回。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万达保留了运营角色，但其对整个商业管理平台的绝对控制权已有所削弱。随着太盟等外部资本的进入，例如在新成立的大连新达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中，万达商管的持股比例降至
40%
。
这表明，为了换取财务上的喘息空间，万达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对部分核心商业管理平台的控制权。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股权换生存的策略，虽然保留了品牌的运营实体，但其背后所有权结构和战略主导权已发生深刻变化。控制权从
60%
缩水至
40%
，昔日“城市中心”缔造者彻底退守为资本方的“物业管家”。
此外，
48
家万达广场作价
500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广场的估值略超
10
亿元人民币
。考虑到这些资产的多样性以及万达作为困境卖家的身份，这一价格水平可能反映了中国商业地产，特别是来自高负债开发商的资产，在当前市场环境下面临的估值压力。
而这，恰恰是收购主导者太盟（
PAG
）最想看到的情况。
太平洋联盟投资集团（
PAG
）是一家专注于亚太区的领先的私市股权投资公司，其业务板块涵盖私市股权、不动产以及信贷和市场类投资。凭借其在不动产领域的深厚积累，太盟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在市场调整和流动性趋紧的周期中，展现了其精准的抄底能力。
太盟倾向于选择那些地理位置优越、具有长期增长潜力，但因短期因素（如所有者债务危机、市场流动性枯竭）而价值受损的资产。例如，其投资的多个项目均位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即使是万达集团这样的巨头，在面临困境时，其核心商业资产也成为太盟的目标。
另外，那些因宏观经济调整、行业政策变化（如针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三道红线”去杠杆政策）或资本市场动荡所创造的投资窗口期，往往导致资产被错误定价，为具备资本实力和专业能力的投资者提供了入场机会。在太盟眼里，万达更是典型的被政策挫伤的例子。
与纯粹的财务投资者不同，太盟的“抄底”往往伴随着深度的投后管理和价值提升计划。这可能包括对物业进行翻新改造、改善运营效率、解决法律纠纷或进行财务重组，从而在根本上提升资产的内在价值和现金流能力，最终实现增值退出。其在韩国首尔收购并成功改造一栋办公楼的案例，通过全面翻新使净面积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