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而真正对世界体系论有深入的认识，则是入选沃勒斯坦于1994 —1995 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博士后项目“国家、市场与社会：不同的逻辑还是同一个领域？”（
States，Markets and Societies: separate logics or a single
domain?
）。在1993年5月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发现一张英文广告——沃勒斯坦正在全世界招收5名博士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将博士学位论文中自认为的主要创新和论文目录翻译成英文，并按照博士后项目的要求写了一个研究计划寄给了沃勒斯坦教授。1993 年底接到通知，我与来自德国、波兰、土耳其、印度的四位博士后研究人员有幸入选。
博士后训练项目每周有两项学术活动：一是读书研讨会，每周二下午一点开始，五点左右结束，内容是讨论沃勒斯坦指定的与世界体系论相关的书目。通常是每位博士后人员就所读书目进行二十分钟左右的陈述，然后回答大家的提问，参加者除了我们五位博士后研究人员，通常还有过往的访问学者。二是专题讨论会，每周三下午一点开始，也是五点左右结束，内容是讨论每位博士后研究人员自选的与世界体系理论相关的研究论文。通常也是每位博士后人员汇报自己的研究论文思路和进展，参与者或进行评论或提出建议。作为博士后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位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一旦通过答辩，将发表在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杂志《评论》上。
博士后项目这两项高强度的学术活动对我帮助很大，并产生了三个相关的学术成果。一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对东南亚的发展进行世界体系分析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并将这种分析进一步扩展到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研究中。其中与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教授和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的讨论对我影响极大，促使我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并在回国以后以《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为名于1997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二是完成博士后研究论文“Inherit or Transfer: A Dilemma in
Re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Reality”的写作，该文最终如约于1998年发表在沃勒斯坦主编的杂志《评论》（Vol.21，No.3， 1998，pp. 327 — 384)上。三是比较深入而系统地学习了世界体系理论及其相关分析方法，向世界体系论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当面请教并参与了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为回国后写作《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奠定了基础。
之所以写作《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与世界体系论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关于世界体系与中国的关系的争论密切相关。在世界体系理论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一直是其关注的重点，这既可以从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关于葡萄牙和中国的历史对比中略见一斑，也可以从世界体系论后来受到的挑战得以证实。这里主要涉及“世界体系”的起源的争论：一种是沃勒斯坦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capitalist world-economy）界定的“世界体系”，其主要起源于16 世纪的欧洲并在之后向全球扩展；另外一种是以地区经济分工界定的“世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