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当用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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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贤，可使群贤毕至。一人之贤，仅可成事；众人之贤，方能兴邦。雍正皇帝在总结用贤重要性时说：“治天下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可谓高屋建瓴，振聋发聩。诸葛亮曾说：“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诸葛亮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任贤，失掉贤人国家就危亡，得到贤人国家就安定。刘邦能灭秦兴汉，关键在于招揽人才、群贤毕至，相反“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最后落得个“霸王别姬”和“乌江自刎”的下场。范仲淹在《选贤任能论》里说：“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亡，汉得之兴。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褚（遂良）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兴。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人才聚散与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唯有形成群贤毕至、英才荟萃的生动局面，方能构筑起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根基。当明君贤相遇合，当治国之道与济世之才相得益彰，一个时代的辉煌便由此铸就。

任人唯贤，重在识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语境中，“贤”与“能”含义不同，郑玄注《周礼》曰：“贤，有德行者。能，多才艺者。”朱熹说：“贤，有德者；才，有能者。”这实际上将贤、能之分明确为德、才之别。《资治通鉴·周纪》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识贤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正确用贤的前提，只有知贤用贤，才能做到贤尽其才，才尽其用。韩愈曾感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唐太宗李世民麾下的房玄龄与杜如晦，一个善谋，一个善断。每逢国事，房玄龄常言“非如晦莫能筹之”，二人配合无间，终成“房谋杜断”佳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赞叹：“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宋代洪迈评曰：“唯贤识贤”，可谓道破千古用人之道。这种“以贤识贤”的辩证关系，不仅揭示了人才选拔的内在规律，更彰显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见贤思齐”的深刻哲理。治国者的识人眼光与其自身修养实为一体两面，唯有不断提升自我德才修为，方能练就识人用人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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