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娘家是客人, 在婆家是外人”: 为什么中国女性婚后拼命“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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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夺权？——农村青年女性的性别实践历程与权力重建 》，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婚后夺权？

——农村青年女性的性别实践历程与权力重建

▍ 研究缘起

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女人的家庭地位从“弱势的从属地位”成功地提高到“强势的主导地位”。农村青年女性的“夺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离不开性别视角的探讨及青年妇女性别实践的路径依赖机制。 女性的婚嫁是一个经历性别并体验性别的过程，伴随着“从父居”到“从夫居”的这一居住方式改变的是一系列情感、权力的改变。 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也与女性在婚嫁前后的居住方式的变化相关，这是一直被忽略的事实，是由社会构建的性别角色规范所导致的。女性很难与这种从属地位相抗争，但 嫁到婆家的农村青年女性采取了各种行为来谋求其权力，作为对其从属地位的补偿。 首先，在女性从属地位的背景下，婚嫁前后居住方式的改变诱发了女性的归属感和适应性的问题，女性从娘家到婆家的这个过程，往往有一个长达数年的适应期，从原生家庭“脱嵌”到在夫家“立足”的过程中， 生育行为 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农村的青年女性对于这种性别不平等地位的反抗， 高额的彩礼 ，对于男性的经济和原生家庭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是女性对于从属地位的反抗行为。而且，农村的青年女性婚后开始了 对家庭内部权力的争夺 ，在农村地区，出现了青年妇女夺权的现象，这似乎也可以视为对其附属地位的补偿机制。

女性的婚嫁涉及性别与家庭研究的交叉领域。从青年女性婚嫁的过程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于性别的作用模式依旧非常坚固。 “妇女出嫁后，与娘家的关系在实质上已经从做女儿时的亲子关系，转变成了制度层面的亲戚关系，出嫁女在心态、行为原则上都较做女儿时有很大变化。” 婚嫁涉及女性居住方式的改变，即由“从父居”向“从夫居”的改变，这种表面上的转变背后蕴含着中国传统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部分机制，女性是从娘家到婆家的这一过程中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唯一个体。性别问题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然而在当今信息传播迅速、社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性别不平等又是一个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问题，甚至一些人大代表提出解决当前社会就业困境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女性回家，这样能够减少职场竞争，这种剥夺个人发展权利的主张被提出也意味着公众在性别方面的传统意识依旧根深蒂固。虽然有很多现象表明，女性的独立意识在崛起，比如结婚率的下降证明青年群体选择是否进入婚姻的自主性增强，女性单独购房率的上升证明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崛起，不再作为传统的依附品。虽然农村的青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有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这种改变对于根深蒂固的男权制还没有形成挑战。

▍ 对豫南某村的调查

对于农村的青年女性而言，其作为未成年女孩的性别体验，作为待嫁女儿的性别体验，作为已婚妇女的性别实践，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性别与家庭内部权力相互作用。通过对豫南某村的6位农村青年妇女的访谈发现， 尽管青年妇女在家庭权力上有所增长，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要素之一——父权，但仍旧无法挑战其余两个要素：父居和父系。 青年女性出嫁后，与娘家的关系在实质上已经从做女儿时的亲子关系，转变成了制度层面的亲戚关系，出嫁女在心态、行为原则上都较做女儿时有很大变化。在农村女性婚嫁的过程中，笼罩在相对闭塞的文化传统下，社会性别建构的稳定性凸显：其一，婚后对婚前的影响——“终究会成为别人家的人”这一预设对于农村女性在原生家庭生活的影响。正是 因为青年女性活在出嫁从夫居的预设中，所以在“做女儿”的时候会遭到父母的种种不公平对待。 其二，婚前对婚后的影响—— 做女儿的不顺会影响其婚后对娘家的感情，所以渴望夺权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和亲密关系（在娘家是客人，在婆家是外人，急需建立核心家庭找寻归属感，所以要夺权） 。家庭内部的性别实践，作为待出嫁女儿的性别实践——出嫁的未来期许对“闺阁”生活的影响。作为已出嫁的妇女的性别实践——维护与娘家的关系，建立在婆家的家庭地位与权力，如图1所示。计迎春通过对上海几十位大龄未婚女性的深入访谈发现，尽管生活在现代化都市的女性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非常独立，但是她们依旧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择偶和家庭观念上，依旧愿意遵从传统的性别规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地位的上升只是相对而言，是局部的，远不可能颠覆中国男权主义的传统。婚后的性别实践——农村青年女性婚后真的“夺权”了吗？尽管青年女性出嫁后在家庭内的地位有所上升，甚至有夺取夫家父辈权力的趋势，但是，依旧改变不了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事实——父系和父居的影响深远，且坚不可摧。

图1 女性婚嫁前后家庭关系与性别实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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