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展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其缩减政府规模虽难，但减少政府干预势在必行，而且未来会出现行政权力与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合作。
这种公共权力私有化的趋势，是真正值得世人关注的——它或许正是美国贫富鸿沟拉大、社会矛盾凸显的重要诱因（见另文）。
本文节选自《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原题为《“弱国家”的终结与新史观的兴起：当代美国行政之变的话语塑造》
，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弱国家”的终结与新史观的兴起：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以行政权为中心、行政国家
（Administrative State）
和职业官僚为主体、法律政策化为手段的行政主导体制逐渐兴起，釜底抽薪式地排挤甚至架空了美国传统分权结构，
堪称一场“不流血的宪制革命”
。
在公众熟知的意识形态故事中，美国模式经常被讲述为一种托克维尔式民主自由的、例外化的政制版本。为了完成这种例外主义的美国叙事，美国诸多学科的知识精英，都曾为论证作为美国特色的权力分立、自由放任、私权至上等核心价值观而不遗余力。而美国的早期历史也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被描绘成一个保持政治节制的童话般的存在：在联邦制、分权制、有限政府、法治主义、自由放任等一系列宪法性原则的约束下，历史美国被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国家”，联邦政府通过国会以及几乎自动生效的法律来维持运转。而行政权则蛰伏于最低限度之内，更遑论存在行政法治的可能空间。
这种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无疑服务于美国例外主义叙事的合法性乃至优越性论证；然而晚近美国国体的实质剧变，特别是以庞大行政国家和总统一元化为特色的行政主导型体制的急剧兴起，以及传统权力分立格局的日渐式微，使得这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失去了事实性的制度和实践支撑，而越来越难以维系。
一个困扰当代美国人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浮出水面
：
崛起的行政体制及其在美国现代国家治理与全球帝国转型中扮演的至要角色，不仅构成理解当今美国政治与法律实践的现实语境，也冷酷地抽离了古典自由主义政体的原生土壤，刺破了那个温情脉脉的自由社会童话；但由于“弱国家”的刻板印象依然主宰着主流观念，在自由主义形式法治传统的反衬下，公共行政本身也受到规范合法性话语的批判，在这种批判话语中，美国行政的大规模扩张被斥为对宪法传统的背叛。是故，
旧的合法性被削弱至名存实亡的地步，新的合法性又无法名正言顺地建立起来，这种合法性的尴尬断裂，不仅造成了美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也在根本上侵蚀着美国人自己塑造的“法律帝国”神话、解构着美国人的心灵秩序，使之陷入了一场延宕百年却悬而未决的合法性之困。
晚近以来，美国学界有关美国前进步时代行政史和当代美国体制转型史的研究，越来越多。不少美国学者纷纷放下成见、回溯历史，反思“弱国家”叙事，检讨过去那种行政虚无主义的历史言说，试图寻找美国行政之治的本土资源，赋予当代美国体制转型一套合乎历史逻辑的说法，最终构建起一个完整、连续的，既有今世、也有前生的，不仅从欧陆舶来、更有本土血脉的美国行政国家形象。换句话说，
就是以“复史”之法——重塑历史叙事、还原历史事实、解释历史转型和更新宪制观念，实现“维新”之意——证成和捍卫新的行政主导体制的历史合法性。
他们以彻底颠覆传统历史观的方式，试图实现前后两个一百年的美国行政体制续造。而梳理和揭示这一美国知识精英重建史观、重构行政合法性的话语生产过程，对于我们透过表象，破解当代美国体制的实质，特别是美国体制转型的历史真相与内在逻辑，尤为必要。
任何历史的理解与表达，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史观的支配。而构建什么样的史观，自然隐含着以谁为主体、以何种立意去解释历史的问题。这是复史过程的第一环，在美国“国家”及政府行政体制的历史研究中，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众所周知，近现代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一面与欧陆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另一面则贯穿着摆脱欧洲理论范式影响的学术本土化努力。此一欧陆化与本土化、他者与自我的张力，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国家研究的理论动脉。如美国学者威廉·诺瓦克
（William J. Novak）
所分析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马克斯·韦伯理论为代表的欧陆经典国家主义，从正反两面间接影响了美国“国家”的历史叙事。
最先出现并且广为流行的是一种强社会、弱国家的历史叙事。
自托克维尔断言美国的联邦政府“天生脆弱”以来，一种单向度地强调自由放任主义理念而极力否认国家存在感的“弱国家”思想，便在美国人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进而逐渐构筑起不同于欧陆集权式政治模式的理论高墙。这种理论的生产，带有强烈的摆脱欧洲中心主义、自立美国例外主义的本土化情结，但显而易见的是，其本身就是条件反射的产物，即一种以欧陆现代民族国家模型为参照系而作出的反向回应。它非但没有走出韦伯理论的条框，反而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在欧陆国家理论映照下的与众不同的另类。正因为如此，这种为了例外而例外的理论建构方法，从一开始就存在某种先天缺陷：它将美国的成长历程，预设为“与‘旧’欧洲历史潮流及堕落趋势截然不同的‘新世界’建构史”，在论证上始终比照着大西洋彼岸的模型而展开。由此呈现出的，自然是一幅私人自由和社会自治的理想化图景，其中鲜见国家权力和政府活动的踪影。
但学者们所描绘的历史面貌却越来越刻板化，距离真实的美国国家政治实践越来越远。如此便带来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一整套的方法和话语看似雄辩，却无法解释美国一以贯之地推动国家行政扩张和地缘霸权建构的基本事实。面对一个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强大民族国家的美国，“弱国家”的例外主义说辞不仅陈旧过时，而且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