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清政府的失败是一种总体性失败（二） | 正略名家

赵民按：

作者 | 雷颐

来源 | 天下经观

甲午战争的惨败把政体变革提上议程。本来，1898年“戊戌维新”时政府尚有一定的变革主动权，但却拒绝改革，镇压体制内改革者，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都会反思、会变革。然而，大清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无任何权力更无任何政治、行政经验的读书人。一个庞大帝国的政体改革，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此时却由一小群读书人主导，而最高权力不仅不支持还表示反对，这种改革本来就胜算太小。

戊戌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体制改革、自我完善，寻求“新生”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却自我放弃了。从这个意义来说，甲午战争如此昂贵的“学费”换来的却是如此“后果”。等待清王朝的不能不是更加严重的“后果”。

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不得不宣布行新政。但是，新政的实质与不到三年前发动的维新并无不同。或者说，慈禧镇压了维新，又不得不充当“维新遗嘱”的执行人。然而慈禧并不愿意承认此点。所以此谕特别强调此时的“新政”与三年前的“维新”不同，仍坚持三年前的戊戌政变、镇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是对的，不容借此翻案。慈禧再三强调，新政不得偏重西法。

对此，老臣张之洞深不以为然，他私下透露，“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强调新政“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中国将“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

他的结论是：“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

“终归澌灭”，是张之洞在“新政”之初对随后十年“新政”“预备立宪”的感叹和洞见。可惜，他的这种洞见只能对心腹僚属密谈，只能是“私人话语”，而不能公开讨论、成为“公共话语”，更未成为朝廷的政策。

“终归澌灭”，也就预示了结果很可能是革命。十年后，清政府被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现在，不少人认为孙中山“过激”：主张并实行革命，确实“过激”。那么，坚决反对革命、主张依靠清政府自上而下改革的梁启超不能算“过激”吧？然而，1908年夏由于传言梁启超要回国领导立宪运动，朝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责梁为“悖逆要犯”“阴图煽乱”，要“即行严拿惩办”。

论者或会说梁启超与属“过激”，那么，深得慈禧信赖的张之洞不能算“过激”吧？1907年秋慈禧问他：“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张回答：“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然而，意见不被采纳。

更有甚者，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同时任命24岁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22岁的弟弟载涛管理军咨处事务，作为大清王朝的忠臣孽子，张之洞完全明白这是倾覆江山社稷之举，与载沣力争无效，以致“郁狂气发”，直到呕血。

论者还可以说，张毕竟是汉族大臣，建议仍是“过激”。那么，载洵、载涛可是皇叔，是摄政王的亲弟弟，他们后来也主张立宪，载涛曾以贝勒名义连上密奏，条陈军政大计，主张“速设责任内阁”和“缩短国会年限”。在后来召开的枢垣王大臣等集议开设国会问题时，载涛又当众声言：“国会早开一日，则中国早治一日，士民得参政权，担任国债，上下一心，共谋进步，中国之危局可于是挽回”。然而，皇叔的意见也被否决。

当坚决反对革命的梁启超自上而下立宪的主张被否决、老臣张之洞自上而下立宪的主张被否决、连皇叔载洵、载涛自上而下立宪的主张都被否决时，一直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孙中山，就不能不从历史舞台的边缘跃居中心。

所以，与其指责孙中山“过激”，不如指责清王朝的顽陋，连皇叔的开明建议都被其否决，遑论其他！鸦片战争后，现代工商阶层逐步产生，中国传统士绅逐步向现代绅商转换，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政府鼓励工商，这一阶层突然壮大，其观念与行为方式都与前不同。

绅商本是统治阶层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其社会与经济地位使之本能地反对激进革命，而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然而，清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使这一阶层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离心力，从不赞成甚至反对革命而日益激进，最后参加革命。

上海总商会举总会议董、大商人沈缦云为代表参与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并求见庆亲王奕请从速召开国会。遭到拒绝后，沈大发感叹：“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请从此辞。”

回上海后，他开始与革命党人联系。后来，他与商会、商团重要负责人都相继参加同盟会。绅商的激进化，对清王朝来说，是致命的危险。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 年5 月8 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违反内阁制原则、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与1906年缩减汉族官员权势、扩大满族亲贵权力的改官制的总体精神一脉相承。

越到最后，清王朝的政策使其利益高度集中化、而且利益边界高度清晰化，与之相对必然是体制内汉族官员和士绅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皇族内阁的出台，说明清政府事实上不愿放弃任何权力、不愿做出必要的妥协，人心尽失。

就在推出人心失尽的“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倒行逆施地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终于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武昌起义最终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有钱、有武装、相当程度掌控地方权力的立宪派走向革命。宣布独立的省份，绝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与立宪派共同完成革命的。因此，相对而言，这次革命是各方力量博弈、妥协的结果，所以也比较温和。

立宪派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于既有体制已经无法满足其要求，正如亨廷顿所说：“向上攀登或期望过高的集团和僵硬不灵活的制度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所以，“在能够扩大权力并在其内部放宽参与的政治体系中，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只有扩大政治参与，才能“告别”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揆诸史实，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亨廷顿的说法：革命“最可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又已落后于社会经济变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