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查德·耶茨那里，看见生活如何定义小说，学会避开“庸人自扰”| 此刻夜读

不是纳博科夫那样的语言杂技家，也并非博尔赫斯那样想象力任意翱翔的寓言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比如布罗茨基、比如索尔仁尼琴，理查德·耶茨还是被蹊跷地归入了受人尊敬而又悲哀的少数一族:作家中的作家。他生前倍受褒扬，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斯蒂伦、冯内古特和罗伯特·斯通称赞他“为一代人代言”；他所著书的封面上，罗列着田纳西·威廉斯、多萝西·帕克等人的赞扬；在小长篇《女人男人在一起》中的谢辞中，理查德·福特说得更为直接:我希望记下我对耶茨的长篇与短篇小说的感激之情。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耶茨好像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足够的尊敬。1961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革命之路》一炮而红，和《第22条军规》及《看电影的人》一起进入国家图书奖的决赛名单。作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后期美国主流生活的编年史记录者，能跟他匹敌的唯有约翰·契弗。并不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在所有主要报刊上，他的作品一直受到好评，四部长篇均被“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中。但诡异的是，耶茨的这些书中，没有一本的精装本销量超过12000册。

这似乎仅是“遗忘”的开始。如果说他在世时，作品无人问津，那么他去世后，则几乎完全消失。在挤进大型超市的成千上万本书中，没有一本是他的。偶尔在二手书店，会找到一本《复活节游行》的读书会版或者《好学校》的品相不好的第一版，他的中期作品，如《天意》或者《扰乱平静》，更是难觅踪迹。

历史终于和耶茨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去世七年后，美国知名作家斯图尔特·奥南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长篇评论《理查德·耶茨的失落世界》，此后，文化界掀起了一次小小的耶茨高潮；紧接着，布莱克·贝利写了颇有深度的传记《耶茨:悲剧性的诚实》；2008年12月，由曾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山姆·文德斯根据其同名长篇改编的电影《革命之路》公映。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与凯特·温斯莱特这对“银幕恋人”于《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的再度合作，让成功来得如此自然。

在电影背后，一桩文学事件发生了:耶茨一夜之间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作家。这足以让人感到欣慰，却未尝不包含更大的辛酸与悲凉。一个在同辈中如此深受尊敬，一个能如此打动读者的作家，他的书却完全绝版，而且消失得如此之快，这是为什么？一位影响了诸如雷蒙德·卡佛、安德烈·杜波依斯这样的美国文学偶像的作家，一位在行文和角色选择上如此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的作家，人们怎么会对他一无所知？又怎么能对此无所作为？

原因或许没想象的复杂。没有人喜欢失败，即使是经历暂时的失败，最终也期望着收获精神上的胜利，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载着鲨鱼骨架回到海岸的圣地亚哥；也没有人喜欢无望的孤独，并在彻底的孤独和绝望时，让人在自己的伤疤上再撒上一把盐。

然而，耶茨不屑于回避现实的困窘，更无意用虚假、甜腻的糖果讨好读者，只是一如既往用他平缓、清冷的调子来完成自己对生活的终极定义，一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想我对成功的人士不太感兴趣，我想我对失败更感兴趣。

《革命之路》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失败的，让人极度不开心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一对普普通通的中产夫妇。丈夫弗兰克大学毕业后做了公司里的小职员，整天为生计忙碌；妻子爱波相夫教子，是业余剧团不成功的演员。革命山庄的生活看似圆满平静，实则波涛汹涌。仍有些浪漫梦想的爱波不满足于现状，建议全家迁往巴黎。弗兰克知道后很是兴奋。

但恰在此时，他得到宝贵的晋升机会，爱波也再次怀孕。大好前途当前，弗兰克背叛了当初的想法，并设法要妻子留下。但他的计划被戳穿，爱波与其大吵一番后，决定流产。因为私自堕胎引发大出血，她孤独地死于某个清晨。深受打击的弗兰克搬到城里，却仍然逃不出革命山庄邻居们无数双势利眼的包围。

这就是典型的耶茨风格：故事如此的惨淡，容不下半点的温情脉脉。如果说，《革命之路》中还出现过威勒夫妇对去巴黎开始新生活的憧憬，而到了《复活节游行》中，除了现实还是现实，平淡而无情。

小说主要将视点聚焦在两姐妹的人生命运和婚姻生活上，姐姐萨拉在父母安排下早早结婚，但妹妹爱米莉却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并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看似两人生活轨道截然不同，但最终却殊途同归，萨拉的婚姻看似牢固安稳，却最终被妹妹知晓她一直屈服于拳头和暴力；爱米莉有过一段短暂婚姻，但随后却只和一些心仪的男性周旋，对婚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耶茨的作品总有着一种契诃夫式的忧伤和宿命论，散发出一种卡佛式的绝望和动人。与契诃夫一样，他对凡庸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人物的塑造，看似极为轻描淡写的几笔，却隐含着心理动机和情节推动的内在关联。但与契诃夫不同，他绝不在介绍人物身份或环境气氛上浪费笔墨，而且在场景转换中自如地展现他超凡的艺术功力。同样，他笔下的故事几乎与卡佛的小说如出一辙，却没有卡佛小说中意想不到的冷幽默，也没有卡佛小说结尾留给人的一线希望。

 仿佛他笔下那些心怀梦想、对生活迷茫的人物，决绝地体认了孤独，却不放弃微薄的希望，在贫瘠的生命里仍不忘做“体面的失败者”。没有人像耶茨那样出色地定义了美国焦虑时代的失落感，但这注定了他的落寞。酗酒、抽烟、疾病缠身、穷困潦倒，生前从未大红大紫，死后难逃被遗忘的命运，耶茨的一生正是他文学创作的最佳写照。

1926年，耶茨生于纽约的扬克斯市，三岁那年父母离异，适逢经济萧条，艰困中陪伴他的除了母亲的酗酒恶习与歇斯底里的咆哮之外，还有她高声朗读的《远大前程》。这一切似乎提前告知了耶茨的一生，自始至终的贫困，自始至终与文学难分难解。他参军去了法国，像许多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一样，经历过战争，但不幸在军队中染上肺炎，治疗康复后，从德国退役，回到纽约，并在此结婚。

自此，他开始持续写作，但从未成功。《纽约客》拒绝了他的所有投稿，唯一一次例外是其逝世八周年后为纪念他而发表的短篇小说《运河》。然而，正在他用文字建筑自己的文学之家时，现实中的家倒塌了，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妻子带着女儿从伦敦回到美国，暂时分居，1959年正式离婚，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归了妻子。

此后，耶茨都是孤单一人生活。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住在波士顿，到过他家的学生、同事看到简陋的房间无不为之动容:一张桌子上放着台打字机，冰箱里只有咖啡、啤酒和波旁酒，墙上是女儿的照片。两盏微弱的小灯、到处是踩死的蟑螂，碗橱里还有脏兮兮没洗的锅。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里，写作却从未停止，直到生命终了。1992年11月，耶茨死于肺气肿及并发症，年仅66岁。

小说的主人公约翰•怀尔德——货真价实的空想家，年过35岁的他是乡下一个无聊透顶却小有成就的推销员，家有娇妻，还有一个10岁的儿子，平淡却也温馨。然而，生活总是阴差阳错：他的家人不再视其为家门的荣光，因为他弃绝和背叛了婚姻，曾经的小家轰然崩塌，他无处可去，最终酗酒成瘾。不堪重负的怀尔德离了家，辞了职，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好莱坞，相信他的梦想终能在此成为现实。似乎厄运一直不肯放过这个曾经犯错的罪人，情人抛弃了他，制片人无情地拒绝了他，种种不幸加深了他对酒精的依赖，将他拽入愈发深不见底的地狱。

一九六〇年的夏末，詹妮丝·怀尔德的生活开始变得一团糟。其中最糟糕的部分，之后她常常这么说，最恶劣的部分，就是在它发生前几乎没有任何预兆。

她当时三十四岁，有一个十岁大的儿子。她对青春的消逝并不在意——反正她的青春也不算无忧无虑的或精彩刺激的——即便她的婚姻与其说是出于浪漫，还不如说是出于人为的安排，那也没什么关系。完美的人生根本不存在。她享受着有规律的生活；她喜欢看书，也有很多藏书；她喜欢她那个明亮的高层公寓，那里可以俯瞰曼哈顿中城的高楼大厦。这间公寓既不奢华也不优雅，但是舒适——而“舒适”恰恰是詹妮丝·怀尔德偏爱的词语之一。她喜欢的词还有“文明”、“合理”、“调节”及“交往”。几乎没有什么会使她烦恼，会教她恐惧：唯一能达到该种效果的——有时甚至会达到令她毛骨悚然的地步——就是那些她不理解的事物。

“我不明白。”她在电话里对老公说。“你说不能回家，你什么意思？”她一边打电话一边不安地看着儿子，他坐在地毯上啃苹果，同时全神贯注地看着CBS晚间新闻。

“什么？”她说。“我听不清楚。你说啥？……等一下，我到卧室里去接。”

现在她一个人对着子机，在两道关闭的门后。她说：“可以了，约翰。我们重新开始。你在哪儿？在拉瓜迪亚吗？”

“不是，感谢上帝，我终于离开了那个狗娘养的地方。我在那边兜兜转转了至少两个小时，才终于搞明白如何叫出租。然后呢，我碰到了一个该死的啰嗦鬼司机，他……”

“你喝醉了，对吗？”

“你听我讲完好吗？不，我没喝醉。我刚才是在喝酒，但我没喝醉。听我说，你知道我在芝加哥有多少睡眠时间吗？整整一个礼拜，几乎没有睡过觉。每晚睡一到两个小时，昨晚我一点没睡。你不相信，对吧？我对你说的是实话，可你从不相信。”

“你快告诉我你在哪里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个竖起来的电话亭，我正打算去……中央车站。我在比尔莫饭店。不对，等等，是科莫多儿饭店。我在科莫多儿饭店里喝酒。”

“噢，亲爱的，那不就在家门口吗？你只要……”

“见鬼，你没听见我说的吗？我刚告诉你我不能回家。”

她在双人床的床沿上拱身向前，双肘搁在宽松裤上，两只手紧紧地握住电话机。“为什么？”她问。

“天哪。有上千条理由。比我可以……比我可以一一列举的理由还要多。比如，我忘记给汤米买礼物了。”

“哦，约翰，别说疯话了。他已经10岁了，不会你每次出门他都期待……”

“好吧，还有别的理由呢。我在芝加哥认识了一个姑娘，她是一家酒厂的公关小姐。我在帕尔默旅馆里干了她五次。你觉得这条理由怎么样？”

她不是第一次听见这种新闻——他有过不少风流韵事——但他这样当面对她甩出这句话还是第一次，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为了使母亲感到震惊而牛皮烘烘。

她想说“你想让我怎么想呢？”但她对自己的语气没有信心：听上去也许会有点伤心，那会造成误解，也或许会显得干巴巴的，似乎在竭力克制自己，那样的话就更糟了。好在他没有长时间等待她的回答。

“在回来的飞机上我一直盯着我那张小小的、可爱的航空信用卡看。对此你做何感想？你知道只要我想，我就能随时用这张卡做什么吗？我可以说句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然后就骑上一只银色的大鸟，飞到某个像里约那样的地方；躺在海滩上，晒晒太阳，喝喝老酒，啥也不干，彻底地啥也不干，直到……”

“约翰，我不要再听你这种疯话。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能回家。”

“你真的想知道吗，甜心？因为我担心我也许会杀了你，这就是理由。杀了你们两个。”

保尔·博格在看CBS新闻，就像怀尔德家的小子。电话铃响时他骂了句“该死”，因为埃里克·塞瓦赖德正在总结肯尼迪议员击败尼克松副总统的概率有多大。

“我来接。”他老婆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喊道。

“不用，不用，没事。我来接好了。”有时，他的法律事务委托人会把电话打到他家里来，他们想立即听到他的声音，不想被人忽悠。但这通电话并不是他的客户打来的。“哦。”他说。“嗨，詹妮丝。”

“保尔，我很抱歉在晚饭时间打搅你，但我真的为约翰担心死了……”

他听着，不时用一些问题打断她，他的问题足够令他老婆慢吞吞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足够令她关掉了电视，尽可能挨近在他的电话机旁，她好奇地瞪大了眼睛。当他说“……担心他会杀了你吗？”她脸红了，一只手的手指哆嗦了起来，在不经意间溜进了她的嘴巴。

“……好吧，我当然会竭尽所能地帮你，詹妮丝。我现在就去那里……你知道……和他谈一谈，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你别急，别担心，好吗？我一完事就回你电话……好的，詹妮丝。”

“我的天！”他挂掉电话时，他老婆惊叹道。

“我的领带在哪里？”

她找到了他的领带。她急匆匆地把他的大衣从客厅壁橱里抽出来，结果把金属衣架都摔在了地上。“他真的威胁说要杀了她吗？”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哦，看在老天的份上，娜塔莉。没有，他当然没有‘威胁’她；他这么说显然是出于紧张或激动……我回来后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的。”

他反手甩上了门，但她又把门打开，跟在他后面，向电梯间走去。“保尔，你晚饭怎么办呢？”

“你一个人吃好了，我会在上城随便吃点的。还有，你不要给詹妮丝打电话。我希望她的电话保持畅通，这样我随时都能给她电话。好吗？”

他们住在西北村里的一幢新建的高楼里。博格思忖着顶多10分钟他就可以赶到科莫多儿，他轻轻松松地把车开出了停车场，开在哈德逊路上，向着上城而去。我为有车带来的便捷及自己熟练的驾驶技术感到高兴。他也为詹妮丝的声音从开始的绝望变成恢复了勇气和信心而感到高兴，还为她首先给他打电话而感到高兴。在等一个闹市区的红绿灯时，他俯身向前，匆匆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自己，确认一下自己的头发和领带是否整齐，同时也欣赏一下自己那张清醒的、男子汉的脸。直到后面的一辆车朝他按喇叭，他才发现已经转绿灯了。

他一走进底层的酒吧，就看见了那个他要找的人。约翰·怀尔德独自坐在远处靠墙边的一张桌子前，凝视着面前的一杯酒，一只手撑住前额。不过，要让这次会面看上去像是一场偶遇，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做起来也不难：因为他们俩都在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他们下班回家前常到这里来喝一杯，因此常在这里见面。为了不引起任何不必要的怀疑，他的半瓣屁股坐到了吧台凳上，点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酒调得淡一点”——在心里默默地数到一百，然后再次把目光扫向了怀尔德。没有任何变化。因为紧张，他的头发被撩得乱蓬蓬的（就这一点显得不同寻常，因为他平时对头发的在意甚至都达到了爱慕虚荣的地步），他的脸藏在暗处，看不出他是喝醉了酒还是疲惫不堪，或者是……算了，不说也罢。不过，从头到脚，他还是那个和平时一样的人：一个矮小的、冷静的、身材匀称的人，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商务西服，里面是一条新衬衫，打着黑色的领带，在他腿边的地上放着一只高级的行李箱。

（《庸人自扰》[美]理查德·耶茨/著，姜向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