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学四年，贾植芳先生没给我们上过课，也无缘有过私下请教，但其大名当然“如雷贯耳”。这位后来被“盖棺论定”为“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七月派’重要作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的贾先生前半生经历不可谓不“传奇”：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便先后五次入狱，直至一九七八年九月才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复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三年后恢复教授职称，随即也正式恢复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的教学工作。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职场的第一个单位便是中国作协机关报的《文艺报》。一九八五年七月，根据时任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同志倡议，为跟上当时十分热门的“信息论”大潮，《文艺报》也由月刊改为周报。报纸版面与月刊在结构上显然不同，文章要长短匹配，内容当更加丰富多彩。于是想到贾先生那跌宕传奇的人生经历如果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刊出，其内容当是多么既耐看又可看。记不清是请与贾先生过从甚密的师兄陈思和还是李辉事先在贾先生那儿垫了个话，本人再去拜望，这就开始了与贾先生十多年的交往。
初次登门，加之又是“小学生”拜望老先生，难免紧张拘束、木讷语滞，但贾先生如沐春风的笑容与随性，很快便化解了这种尴尬，唯一的障碍便是他那来自山西襄汾的一口“晋普”，我这“小潘”在他老人家口中就成了“小怕”，好在次数多了时间久了也就能听明白个八九不离十。
说起约稿，贾先生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笑眯眯地不紧不慢地回道“马马（慢慢）来、马马来”；说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些文坛往事则是有说有笑地一套又一套，直至天色“马马”地暗了下来。我见状立即起身告辞，但这已是断断不可能的了。在笑眯眯“喝两盅，喝两盅”的挽留声中，是无论如何再也无法迈开腿了。师母便开始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切香肠片……渐次端上，在“马马”的推杯换盏中继续聆听着贾先生欢声笑语中的文坛掌故。
为了避免师母的劳作，再去看望贾先生时刻意在他午休起后不久即进门，以便到四点半前离开。只是不承想无论假托什么理由，贾先生依旧不紧不慢地要“喝两盅”再走。直至有一次我坚持要走时，贾先生又不紧不慢地来了句“小怕，别走了，咱爷俩喝一次少一次”。此话一出，我眼泪差点流下，赶紧说“不走了，不走了”，于是开始又一次地推杯换盏。再往后，若要看望贾先生，我便索性四点后再进门，反正走不了。
有一天忽然想到：但凡小酌，谁又不是“喝一次少一次”呢？但这话出自贾先生之口，意味就是不一样。
蒋孔阳
与贾先生门对门住着的是蒋孔阳先生，我回复旦看望先生们为了省时，总是将他俩放在同一时间单元，刚开始时还不注意他们间的先后顺序，反正都是先生，都是我要探望的先生。后来知道在贾先生家是跑不掉的要“喝两盅”，于是就有了一个下午先看蒋先生再看贾先生的排序。
大二期末，看到下学期的选修课表上有蒋先生主授的德国古典美学，同学们几乎全选，选修课自觉地转化成了必修课。这不仅是因为美学在当时近乎“显学”，更是因为蒋先生当年也是一位“显赫教授”。
不知道是什么缘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民国时期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的蒋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成了美学教授，且成名甚早。早在五六十年代在有朱光潜、蔡仪、宗白华和李泽厚等几大家参与的美学论争中，蒋先生就得以自成一家，且独树一帜，加之六十年代初又在上海横遭一场“蒋孔阳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更使他“声名大振”。如此“名师”之课岂有不选之理？
蒋先生的论文写得漂亮，深奥的论题透过他明白晓畅的文字变得清晰易懂。比之于他文字的清晰透彻，其口才则大为相形见绌，不仅带着一口“川普”，且声音既不大又不亮，加之偶有口吃。一学期德国古典美学的课程听下来，还不如读他那本同名专著来得酣畅痛快。即便如此，先生的课堂依然座无虚席。
找蒋先生约稿，是一件痛快的事：有就是有，写不了即写不了，有时还会主动赐稿；找蒋先生聊天就相对有点费劲了，先生不善言谈，好笔耕。师母濮之珍先生（著名语言学家）有时也参加闲聊，那我就更尴尬。与濮先生我其实也很熟了，但蒋先生每次都要一本正经地对师母介绍：“凯雄同志很好，对我帮助很大。”每逢此时，都是濮先生的一句“孔阳，我知道啦，这话你都说过好多次了”将我“解救”出来。
章培恒
入学那年，章先生正在日本神户大学访学，因而对这位刚入中年便声名鹊起的先生只能闻其名而不见其人。直至大一期末班主任向我们通报下学期课程安排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下学期你们中国文学史的任课老师是章培恒先生。”
于是，新学期伊始，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章先生在我们的期待中“闪亮登场”，果然不同凡响。在那个老师授课多着蓝灰色中山装的日子里，章先生内着雪白挺括衬衫、外穿一身深蓝色西服，且还是那种贴身的日本款型。的确“帅呆”，只是当时似乎还没如此夸人一说。
不过帅归帅，只是先生一旦讲起课来我们根本就顾不上欣赏了。不能说先生授课生动风趣，但却是严谨扎实、密不透风。只见他双手往讲台两边一撑，双眼下垂，讲台上却并无片纸，除去“那个那个”这句口头禅或某个名词的板书外，全无半句多余。所幸语速不快，紧锣密鼓地记录大体也能全单照收，只是一节课听下来真累。我曾认真地抽看过自己这门课的笔记，几乎不用做什么调整修饰就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论文。佩服！
对我们班，章先生似乎“情有独钟”。继授毕汉以前中国文学史这门必修课后，又先后为我们开设了晚明文学研究、《西游记》研究和古籍整理三门选修课。我虽未全选，但仅就自己所闻一个最深切的体会便是：章先生授予我们最重要的绝不仅是知识，更是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思路与角度。比如在讲到晚明文学时，就特别强调“欲”这个点。这个核心观点在他后来与骆玉明教授合著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就得以充分阐释。人们尽可以不尽同意他的这一观点，但你不得不承认其有道理，晚明时期毕竟是我国市民阶层兴起与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发端。
章先生不算善言，看上去极严肃，内在却很宽厚柔软；虽专攻古典，阅读面却颇宽。毕业那年，我曾为当时的毕业生分配政策在他面前有过不切实际的激烈言辞，先生只是默默听着不做任何解释。二〇〇三年初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的十年中，他让我寻找的唯一一套图书竟是二〇〇〇年开始出版的与古典无关的“新文学碑林”。
和章先生的最后一面终生难忘。大约是二〇一〇年下半年，耳闻先生健康状况已堪忧。恰有机会公出上海，我便抱着一试的念头请他助手转告：能否共进个晚餐？不承想先生竟欣然同意。饭局终了往外走时，见先生皮鞋带散开，便一边提醒先生一边蹲下欲为他系上，先生却轻声回答：“我脚肿，平时都穿布鞋，今天为见你特地穿了皮鞋，但鞋带只能这样松着。”此时，我眼泪再也禁不住外溢，只好继续在地上蹲了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