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出院时，医生拿了一份病历和账单要我签字，我也看不懂，只管签了字。我转向高昌问要多少钱？高昌说不要钱，我们可以走了，苏联是全民免费医疗，尽管已经解体，这个制度没变。我有些感动，怪不得高昌对苏联有好感。
我和高昌登上了从莫斯科开往罗斯托夫的火车，他们一起来送行。我和娜塔莎、安德烈握手道别，克里斯蒂娜站在娜塔莎的后边，当我搜索的目光和克里斯蒂娜守候的目光相遇时，心头突然一颤，她会意地微微一笑。
安德烈已经帮我们联系了罗斯托夫轮渡公司。俄罗斯的火车速度很慢，停靠的站点又多，我们用了整整三天才到了罗斯托夫。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要求司机先去拖拉机制造厂。到了厂门口，就看见院子里有一个巨大的德特拖拉机模型，严格按照比例放大，连底座足有三层楼高。我下了车，站在它跟前，看了很久，这曾经是我的神、我的魂，我像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面对着敬畏的佛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高昌远在大门口等着，他是无法理解我的这个情怀的。
我们到了轮渡公司，这是一家大型国营公司。秘书把我们带进办公大楼的第五层会议室，已经有一行人在列队欢迎我们。总经理拉林，五十多岁，中等身材，满脸的络腮胡子刚刮干净，留下铁青色的两颊，有男人的性感和威严，他面带微笑，眼光犀利。
拉林率先跨出一步,握住我的手,有力地晃动了几下:“欢迎中国同志！”副总经理瓦西里是个年轻时髦的美男子，穿着黄色的衬衫和牛仔裤，紧随其后上来握手学舌道：“欢迎中国同志!”总工程师头发花白，穿着连衣工作服，上来握手。接下来还有总会计师和不知什么职务的人上来握手。
高昌站在我边上根据秘书的一一介绍进行翻译。这场面超出了我的预期。
接下来,我们便在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坐了下来，开门见山地谈水翼船。拉林说他们有十二艘水翼船，分别是七艘流星号，其中有一艘是新的；三艘彗星号，吃水浅，可以直接靠岸搭跳板，不需要专门的码头；两艘朝霞号，是大型游轮。
拉林说，他们公司有几个宾馆，年久失修要装修，公司还欠着工人的工资，他们急需美元来解困，所以他们不做易货贸易。
至于轮渡公司，他们准备关闭，现有的十二艘船要买一起买。他接着说他们已经得到罗斯托夫资产委员会的批准，总价钱是七十二万美元。
我生怕听错，特地叫高昌问清楚，一艘多少钱？高昌证实了一艘六万美元。“必须一起买。”拉林又强调了一遍。
我强压心中的狂喜。伏尔加造船厂的新船七十五万美元一艘，现在却可以买十二艘，我心想这个价还谈什么呢？况且资产委员会已经定价，也没得谈。但是，我还是略皱眉头故作犹豫的样子，拉林见状，主动提出可以分批付款。
我没有想到谈判这么顺利，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高昌在记录每一艘船的出厂年份，我趁机快速地思考，和三峡轮渡公司合资用去四艘，还有八艘，我可以和上海、南京、南通、太湖等地搞合资，不怕用不掉这八艘船。
我继而在考虑，中国没人知道船的真实价钱，我可以把船价提高，甚至我可以少出钱、不出钱，这个无本万利的生意真是天赐良机。
只是，我要先垫付全部的船款。我公司刚成立没有几年，并没有这么多资金。我可以用做服装的美国客人开过来的信用证，去银行贷款，先挪用这笔资金。至于采购面料、辅料想办法赊账，加工费也可以晚点付。只要船一发运，我就可以向合资中方收取金额的一半，再来补上这个空缺。
空麻袋背米！中国人做生意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下午,拉林亲自带着我和高昌去看十二艘水翼船。它们有的停泊在岸边，有的吊上了岸在保养，这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舰队。苏联水翼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船行驶到一定的速度，依靠水翼把船体大部分托离水面，和飞机的原理是一样的。水翼船时速最高可以达到七十五公里。中国当时还没有能力制造水翼船。
参观完，我们坐上流星号航行在顿河上，速度果然很快，船体也非常平稳。我坐在驾驶舱里，想着，我马上就要成为这些船的主人，不禁踌躇满志。看着窗外，集体农庄的绿油油的田野一望无边,夹杂着一栋栋白桦树建成的坡顶木屋。我还看到一群俄罗斯大妈光着肥胖的身子站在齐肚深的河里，湿头发贴在脑后，就像一尊尊坐在水里的弥勒佛。
第二天，我们准时到会议室谈判，上来，我就表明确认了十二艘船七十二万美元的价格。接着，我们开始商谈具体问题，总工程师向我们提供了全套船的图纸，又向我们提供了全套配件的图示和规格，还有船只保养维修手册。这些资料足有几大箱子。还有他们的仓库里现有的配件清单，拉林说送给我们。
我又向拉林提出需要两台新的发动机和两个新的齿轮箱做备用，当船大修时可以替换而不停船。
我又询问了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和最大负荷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地处三峡，气温比顿河流域高得多，必须要有多余功率装空调。水翼船是全封闭的，不可以开窗，否则会增加侧风力，影响船体平稳和速度。
我又提出船的所有机械部分，中国都有能力仿造和维修，唯独水翼部分是用铝镁合金制造，焊接需要氩弧焊设备和技术，中国没有这个能力，必须由你们永久负责维修。
我又提出每条船配两名俄罗斯驾驶员、十二条船配一名俄罗斯机械师，培训中国人，时间为一年。
拉林听完我的发言，把身子缓缓地靠向椅背，倒吸了一口凉气，眯起眼睛看着我：“你是船舶工程师？”“不，我是拖拉机技师，柴油发动机的过滤系统、冷却系统、润滑系统和机械部分的变速装置、传动装置，其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拖拉机的动力终端是驱动轮，船是螺旋桨。”
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竟鼓起了掌。
第三天，我又是八点到会议室，我们签署购船合同，十二艘船分批出运，因为远洋轮一次最多只能装载四艘水翼船。第一批四艘船将在明年年中发运，根据合同我必须在明年五月前付四艘船的一半价钱即十二万美元，船到中国再付另一半。
条款审议完毕后，终于到了正式签字的时刻，气氛颇为庄严，拉林身边一左一右站着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我身边站着高昌和俄方秘书。双方签字后交换文本。我和拉林同时站起身探过桌子，紧紧地握住手，众人长时间鼓掌。
出了轮渡公司，我瞬间感到了自己的伟大，我被自己感动了。
第四天，我们是中午到达会议室，拉林集合了二十几个船员和我见面，探讨工人的工资和待遇，我和拉林、高昌坐在桌子中央，工人们全都面对我们站着，像召开记者招待会。拉林开场白：“今天，中国同志在这里，他们买了我们的船，谁愿意去中国工作站出来，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
一个留着八字胡子的哥萨克人快人快语：“去，为什么不去呢？我们现在不是失业了吗？”他环顾四周，想获得大家的认同。一个身高有两米的胖子被后边的人推了出列，有人戏谑道：“他愿意去，反正他老婆也跟人跑了，他说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众人大笑。又有人讪笑说：“你们不会要他的，他饭吃得多，一个人能吃五个人的饭。”胖子连忙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嘟哝着说：“我吃得多，干活也多啊。”
人们纷纷问道“工资多少？”“我们要自己做饭吗？”“有没有休息天？”“有伏尔加酒吗？”我统一作了回答：“工资每月三百美元，”“每星期休息一天，”“有专门的人给你们做饭……”
人群中开始小声议论，静了一会儿，好像在酝酿还有什么没有想到的问题。
“有女人吗？”哥萨克人说出了憋在心头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有人附和着。这时拉林冲着哥萨克人正色道：“尤里，你又胡闹。我们是去工作的，你不要给我们丢脸。”哥萨克人还是不服气，声调却低了下去：“难道不是吗？没有女人日子怎么过？”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我笑着说：“你们可以找女朋友啊，你们长这么帅，女人会喜欢你们的……”
工人们基本上都表示愿意去，人数没有问题。
拉林通知我，晚上，罗斯托夫市长要接见我，我紧张了起来。晚上七点，我和高昌准时来到市长办公室，市长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其貌不扬，参加过卫国战争，胸前挂着的胸章叮当作响，令人肃然起敬。我和他握手合影，市长带着官腔说了些欢迎来罗斯托夫做生意和投资之类的套话，也亲民式地问了我生活是不是习惯，有什么需要可以找他解决。真叫人受宠若惊。
罗斯托夫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位于乌克兰的黑海边上最大的港口城市敖德萨。我需要将水翼船装上远洋轮，才能运回中国。我们找到了敖德萨的中国远洋公司，他们报价每艘水翼船运费十八万美元，我们又去了拉林介绍的乌克兰黑海远洋公司，价格便宜了很多，经过几轮谈判，运费可以做到八万美元一艘，不包括水翼船的托架。托架是装在远洋轮甲板上的用来支撑和固定水翼船船体的，托架的费用是两万美元一个。我没有更多的选择，当即和黑海远洋公司签了合同，按照合同，发运前两个月，我要付清托架钱共八万美元，船发运后付清运费三十二万美元才能拿到提单。
一切都落实了，真是“劳苦功高”，这也许是我生意中最成功的一次。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在黑海里游了一场泳，以示犒劳和纪念。
来回罗斯托夫和敖德萨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我再回到莫斯科时，安德烈叫我不要住酒店，怕我吃不惯饭菜再得肠胃炎，生拉硬拽把我带回到他家里住。安德烈的房子是国家免费分配的，两房一厅，格局很大，有厕所、厨房，有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这天晚上安德烈的太太做了一桌菜，为我洗尘和庆功。高昌、娜塔莎、克里斯蒂娜都来了。娜塔莎的弟弟阿廖沙也来了，他穿着军装却敞开着领子，穿着皮靴却没有戴军帽，是个散漫的人。聚会上，阿廖沙从不发言，他很认真地聆听每一个人的讲话，像只猫一样安静地端坐一角，头跟着动静转，别人讲任何话，他都会附和着发出感叹词“哇”“嗷”“好”“真的吗”，人笑他也笑。就像演奏一场交响乐，他就是边上的贝斯和边鼓，倒也生动有趣。
这天晚上，众人听着高昌介绍我们一路的情况，也都欢欣鼓舞，分享着成功的喜悦。大家都说这次我是船和服装双丰收，我甚至考虑有必要成立金丰公司俄罗斯分公司。
三
我回到上海已经是八月底了，突然对上海湿热的气候很不习惯，竟然怀念起俄罗斯清凉的夏天，还有一起工作的俄罗斯同伴。同样不习惯的是又回到了如满天繁星般细碎的服装事务中。公司的范经理和霍经理向我汇报我不在上海的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他们俩是我成立公司时拉入伙的，原本也是国营服装厂的技术工人，就我们三人从接来第一个服装订单开始创业的。汇报工作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天，我没有睡觉，在公司里逐个查看了每一个订单的生产情况和进度。
我又和办公室戈主任详谈了在俄罗斯买船的情况，戈主任也一直和三峡轮渡公司保持着联系。
水翼船已经落实，应三峡轮渡公司章总的邀请，我和戈主任去三峡市实地考察和签署合资合同。接待我们的是章总、党委王书记和营业部主任小李。
章总对我真的弄到了水翼船颇感吃惊。然而,他眼里射出的惊喜却被他那淡褐色的眼镜片挡住了，刻意地收敛着。和他第一次到上海我公司来求助有些不同，可能需要在下属面前保持威严，也需要端一下大公司的架子。王书记是个师爷式的精瘦老头，双目如炬，不轻易发言。主任小李就纯属马屁精，只会根据领导意图说话。
我们在他们带领下参观了公司、码头、渡轮，并且坐上了从三峡市到巴山的航船，船是破旧的老式火轮，乘客很多，携带着大包小包，像电影里的难民船。
宽阔的江面上，异常繁忙。有观光旅游船、机动木帆船、摆渡船，还有驳船拖着满载黄沙的水泥船队。
水上航行的交通规则是世界统一的。同向行驶，慢船让快船，小船让大船,超船需鸣笛；相向行驶，一律右行；穿越主航道必须在正常行驶的船后通过，主航道不能抛锚……然而，我看江面上杂乱无章。我怀疑身高两米的俄罗斯胖子开船时有没有能力躲避闯入主航道的违章船？
水上漂浮着菜叶果皮，江水浑浊。我看到洗衣妇在岸边的石头上捶打衣服，光屁股的顽童在水里嬉戏。还看到有人张网捕鱼，我紧张起来，渔网对水翼船的螺旋桨是致命的，就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爆胎一样危险。
我忧心忡忡，我的流星号从静静的顿河到闹腾的长江会不会水土不服？
当我把这些忧虑告诉章总时，他的回答令我吃惊：“政府能够动迁百万三峡移民，还怕整治不了几个江上刁民？”
我顿时语塞。
我们双方用了两天的时间讨论了合资协议。双方约定了投资比例，三峡占百分之五十五，金丰占百分之四十五。合资后仍由他们管理，我们派人参与财务监督。
我报出的船价是十二万美元一艘,运费和托架十二万美元。如此便宜的价钱，对于三峡方面来说，太出人意外了，章总大喜过望，希望马上签约。
我心里早有一笔账，每一艘船总价二十四万美元中，三峡出百分之五十五就是十三万二千，而真实的船价连运费托架是十六万，当然不包括我花去的费用。也就是说我只需要出二万八千美元一艘。
而根据双方对收入和成本的测算：船票35元/人×124座×90%满座率=3906元，按每天两航班四航次，每天的收入15624元，每年去除保养维修时间和大风停航时间有效天数是290天，年收入达到450万。
每年一艘船的运营成本：柴机油一百万元；人员工资包括俄方专家五十万；各种税费四十万；保险费十五万；修理费配件费三十万；房租十五万；还有折旧费、银行利息、票务代理费、交际费共五十万；总计三百万。
这样，每年一艘船毛利润一百五十万，我可以分成六十七万五千，而四艘船呢？我简直无法想像。
双方约定继续由我联系运输事宜，计划明年五月，顿河解冻后，安排俄罗斯方面对船进行一次全面保养，然后开往敖德萨吊装、固定。最晚在明年九月发运，十月达到上海港。
双方约定投资款在明年五月到位，俄罗斯方面收到定金才正式开始工作。
所有合资条款拟定后，我和章总在合同上签了字。仪式一点也不庄严，双方都有点迫不及待以致不失草率，双方都在做着各自的美梦。
等我们回到上海，章总就打电话给我公司的戈主任，说他们王书记批评他做事太急，以致忘了把两项成本写进合同，一是公司退休工人的工资，二是三峡市和巴山的两处码头应该作股写进合同。戈主任据理力争，认为合资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人员已经核定完毕，不应节外生枝。码头早已存在，并非合资兴建。最后，双方折中，否决了退休工人的工资分摊，码头算三十万入股。
这引起我极大的不快，看来王书记是有意躲在幕后，让我先签字再加码。但是，我还是忍让了，一来不可能为码头的事推翻合同重来，二来我毕竟隐藏了差价。于是，双方又签了新的补充协议。
我以为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直到翌年的五月份，到了合同规定的三峡公司应付款五十二万八千美元的时候。戈主任去催他们付款，章总一直躲避，每次都是小李主任编了各种理由来推诿。直到戈主任决定坐飞机过去时，章总才出来接电话，说是因为人民币换美元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让我们公司先行垫付。他们一定在九月份船发运之前付清款项。还说，已经是一家人了，要相信他们。
我一时怒不可遏，他们怎么可以不把合同当一回事？戈主任却冷静地分析，他们到九月份一定会付，他们不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投资机会，况且他们上级的省、市都已经批准，他们是想占我们便宜。到时真的他们违反合同，我们和别人也可以合资。
五月底，我从香港汇出四艘船的一半钱十二万美元和四个托架的钱八万美元，总共二十万美元。那个时候，无法直接汇款给俄罗斯银行，只能先汇到法国里昂银行再转俄罗斯银行。
因为汇钱困难，高昌的工资无法付给。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工资了，我正在为这事发愁。在一次朋友饭局上见到我的一个朋友龙根，几年不见，龙根养得肥头大耳，说话口气也大了。他说他在做俄罗斯的易货贸易，用电视机换木材，听上去好像很成功，他说这几天又要去莫斯科了。我乘机请他带两千五百美元给高昌，并附上一封信。
这期间，戈主任联系了上海港、芦潮港和南京、南通、太湖等地的轮渡公司和水上客运公司。上海黄浦江有严格的限速，水翼船速度太快不能用。芦潮港到普陀山的海面最大波高2.5米，涨潮最大流速3m/s，最大风速20m/s。我们的流星号、彗星号、朝霞号水翼船都不适应这些水文条件。太湖风景区也不需要水翼船。南京和南通完全符合条件，并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我们在积极的接触、探讨和申报航线。后面的八艘船也许还不够。
眼看船发运日期越来越近了，戈主任向我提出，必须为第一批的四艘船买保险。我说远洋货轮不会有问题，我们做服装三年来每星期都发货装远洋轮到美国，每次都没买保险，何曾出过事？戈主任是个绝佳的军师，总是能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尤其是我没有想到的地方。戈主任说四艘水翼船，从罗斯托夫到敖德萨自航要五天，吊装要三天，远洋航行三十天，就算到了上海，从远洋轮上卸下来，水翼船还要自航到三峡市又要几天，不买保险如何睡得着觉？我被他说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