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报考大学时，袁隆平想起了幼年向往的田园，对父母说：“我要学农。”母亲听了，吓一跳：“傻孩子，学农多苦啊，你以为好玩儿呢？”可袁隆平死活要学，摆出大道理：“吃饭可是天下第一大事，不学农，人类怎么生存？”
最后，父亲尊重了他的选择。
进学校，参观了真正的农场，看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恶劣的耕种环境，袁隆平才意识到“田园之美”纯属臆想。好在那个年纪的他，正怀雄心壮志，眼看到农民生存之苦，便暗下决心，立志为这个国家的农民做点事。
袁隆平学的是遗传育种。一有时间，他就跑去图书馆，阅读大量的中外农业杂志。在广泛的阅读中，他接触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每每遇到不太懂的部分，就去找老师请教。当时他还未意识到，正是这一次次的登门拜访，为他日后的成就，打下的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安江农校任教。农校地处偏远，他临走前，领导就告诉他：“同学，那里比较偏僻，一盏孤灯照终身，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
到了安江一看，其实没有想象得那么差。远离城市，山清水秀，不染尘埃，学校外还有江水流过，正好可以游泳。到安江前，袁隆平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把小提琴。为的就是能给自己制造一点快乐和趣味。
没想到，1960年，大饥荒来了。
三年困难时期，袁隆平曾亲眼看到5个人在路边倒下。凄惨的场景对他造成了强烈的刺激。袁隆平心想，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连粮食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还谈什么富强？
困难时期，大家吃饭用“双蒸法”。把米饭蒸两次，还放苏打，二两米饭蒸出一大碗来。可吃到肚子里，根本顶不住。袁隆平一生都忘不掉饥饿带来的痛苦和恐惧：“刚刚吃完饭，肚子又饿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饭。有时候用糠来替代，越吃越饿。根本吃不饱，双脚松软无力。冬天到了晚上，睡觉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放到被窝里面，又是冰凉的，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
这次饥荒，让袁隆平立下了一个远大的、终身的志向：一定要解决中国人的粮食安全问题。
早在那之前，袁隆平就做过一些研究。那时，大家都在学苏联李森科的“无性杂交”，说白了就是嫁接。袁隆平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身上，第一年，大获成功，土里挖出马铃薯，茎上收获西红柿。到了第二年，把收获的种子种到地上，当然长不出新物种。但就在1957年，袁隆平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报道：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获得诺贝尔奖。
他马上想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
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后，他自费去往北京，找到一位遗传学专家，请教了国外遗传学的发展近况。这让他意识到用遗传学理论搞育种实验是可行的。最开始，他想研究红薯，结果老乡告诉他：“谁天天吃那个，那是稻米的添头，吃了也顶不住饿，吃饭还是要吃大米。”
袁隆平觉得言之有理，呆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这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早已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
行，那就专攻水稻。
1961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到农校的试验田选种。无意间，他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大，颗粒饱满。袁隆平随手挑了一穗，竟有230粒之多！袁隆平心想，如果能将这一株保存下来育种，那岂不是可以增产无数粮食？
次年春天，他将种子播下，结果大失所望，一眼望去，高的高，矮的矮，没有一株像最早的那株稻子一样长势好。失望而归后，袁隆平反复琢磨其中的奥妙，研究了那一片试验田的稻株比例，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水稻是有杂交优势的，那株鹤立鸡群的稻子，就是天然的杂交水稻。既然天然杂交稻有这样的生长优势，那么人工杂交稻，一定可以大量增产。
当时，遗传学界一直否定水稻的杂交优势。可袁隆平眼见那株天然稻，便对理论提出了质疑。他拜访专家，翻找资料，最终确定这种生长优势是可以被人工利用的。而要想利用这一优势，首先是找到“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
1964年的夏天，袁隆平开始了漫长的寻稻之旅。每天吃了早饭，他就下田，带两个水壶、两个馒头，一直找到下午4点才肯回家。上面太阳晒，下面水里泡，吃得又差，很快就患上了肠胃病。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放弃寻找。这种找，可谓大海捞针，要用5倍放大镜，对着稻株一株一株地看。理论上找到的概率，是五万分之一。有时找到胃痛，身体抽搐，袁隆平还在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