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领先地位——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成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的全球捍卫者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6月发布题为“失去领先地位: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成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IP）的全球捍卫者”的报告。这里编译主要内容如下：

在美国，削弱知识产权的论点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推动再分配议程。但刺激美国竞争力、支持美国就业和推进创新将需要联邦政府加紧捍卫更强大的全球知识产权制度。

（1）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支持稳健的知识产权政策，但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屈服于进步的经济叙事，即知识产权只会让大公司受益，而伤害国内外的工人和消费者。

（2）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收入下降，导致企业家减少对创新和内容的投资，因为他们无法收回资本成本的风险更大。

（3）知识产权的“替代品”，如赞助和奖励系统，无法充分维持美国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及其雇佣的4500多万工人。

（4）为了重新参与国际事务，美国决策者应反对知识产权豁免，将知识产权纳入贸易协定谈判，采取措施应对中国知识产权威胁，并领导围绕新兴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国际讨论。

（5）为了加强国内政策，美国政策制定者应采用网站屏蔽立法和某些版税权利，改善公众参与和知识产权教育，并停止试图削弱《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美国国会1980年出台的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最为重要的成果））以降低药品价格。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尊重和执行知识产权（IPR）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要倡导者，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经济和数百万就业机会依赖于IPR，也因为决策者明白IPR对全球进步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美国坚持不懈、强有力的声音，世界各地的知识产权将会大大削弱，不利于技术和其他形式的进步。

但是现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放弃了这一关键角色，他们经常主张削弱而不是加强知识产权和执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包括拜登政府中的许多人，受到了反知识产权传教者的影响，他们认为知识产权是企业致富的工具，限制了国内外劳动人民的获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来说，削弱知识产权是公平议程的关键工具：在欠发达国家实现更便宜的药物、免费内容、低价清洁能源技术和其他再分配主义目标。

美国放弃知识产权领导权有两个关键问题。首先，美国政府的工作首先是促进美国的福利，而不是全球的福利。毫无疑问，向发展中国家赠送宝贵的美国知识产权将有助于后者（至少在短期内），就像向它们提供数千亿美元将有助于它们一样。但这会伤害美国公司、创造者、就业和整体经济。

其次，从中长期来看，薄弱的知识产权不会帮助世界其他地区，因为它会减少创新所需的激励和资源，以帮助解决全球挑战。气候变化需要更好、更清洁的技术。将美国的清洁能源知识产权给予发展中国家会损害这项任务，而不是帮助它。这个世界不仅需要药品，还需要更好的药品。薄弱的知识产权损害了这一点。电影、书籍、音乐、照片等形式的优秀内容依赖于知识产权。

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知识产权已经过时，在数字时代已经无关紧要，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伤害了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而只帮助了美国的“资本家”，他们已经屈服于支持削弱知识产权、反对扩大现有权利的观点。

随着政策制定者寻求保持和推进美国在一系列先进行业的领先地位，特别是相对于中国，他们应该加强美国对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包括努力保护美国的创新者和创造者免受知识产权盗窃。否则，保护美国先进行业领先地位的关键工具将被抛弃。

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许多国家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全球知识产权制度被大幅削弱。中国尤其赞成这一点，因为这使该国能够更容易地窃取或以其他方式获得其持续工业和军事发展所必需的知识产权，而发展中国家则获得美国人支付数千亿美元开发的免费资源。

没有强有力的知识产权领导，相信强有力的知识产权的美国盟友将很难推进他们的议程。这可能导致那些希望一切免费的国家来设置议程。结果是美国经济更加疲软，全球创新更少。

这份报告首先概述了美国过去作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的主要支持者的角色，以及美国知识产权领导地位的削弱如何将美国工业和工人置于危险之中。然后，它强调了几个反知识产权的论点和证据，表明美国决策者如何放弃全球知识产权的领导地位。该报告随后为美国政策制定者重新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政策提供了建议:

（1）反对知识产权豁免；

（2）将知识产权纳入贸易协定；

（3）更有效地应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威胁；

（4）领导围绕新兴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国际讨论。

报告最后建议美国决策者通过强化国内政策以身作则，包括:

（1）通过网站封锁立法和某些版税权利，

（2）改善公众参与和围绕知识产权的教育，以及

（3）停止削弱制药知识产权。

国家的缔造者们认为知识产权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在宪法中赋予国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力。美国宪法第8条第8款授予国会“通过在有限的时间内保护作者和发明家对他们各自的著作和发现的专有权，来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的权力。

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美国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全球基调。1976年，美国扩大了对1978年1月1日或之后创作的作品的版权保护。这使得美国对新作品的版权保护从仅28年（可选择更新和延长）变为对作者终身的自动保护，再加上对所有版权作品的70年保护(或对某些匿名作品或雇佣作品的95至120年保护)。此外，1979年颁布的《统一商业秘密法》( UTSA)是“第一次全面编纂”商业秘密保护的努力，美国大多数州都以某种形式采用了该法案。1996年，随着《经济间谍法》的出台，对商业秘密的联邦级保护随之而来。2016年的《保护商业秘密法》扩大了联邦保护范围，纳入了私人民事诉讼。在专利法范围内，《拜杜法案》(1980年)、《史蒂文森-韦德勒技术创新法》(1980年)和《哈奇-韦克斯曼法案》(1984年)为政府资助的研究商业化、通用制造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持续创新和合作提供了重要激励。

美国政策制定者还在全球范围内大力保护知识产权，美国领导了一系列国际对话和协议，如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约。这一努力建立在由美国志同道合的盟友制定的两项知识产权条约《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基础上。它随着1967年WIPO的成立而达到高潮。

同样，美国在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无数其他国际协定颁布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这些协议和条款没有消除美国的知识产权盗窃，但它们无疑有助于减少这种行为。

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支持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误导性的反知识产权运动继续影响着美国会、拜登政府和国际机构。

大多数强烈反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人不信任大企业，反对私有市场。他们反对的核心是相信再分配应该压倒增长和创新。对他们来说，削弱知识产权只会伤害资本家，同时帮助全球数十亿工人和消费者。对他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大众受到了知识产权的伤害。对他们来说，全球利益高于美国利益。对他们来说，大众应该得到免费的商品和服务。对他们来说，股东（而不是员工）从知识产权中受益。对他们来说，受益于IP的是大公司，而不是中小企业（SME）。对他们来说，知识产权伤害了创新。换句话说，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推进消除知识产权的议程，他们必须把知识产权描绘成完全没有价值，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只会让富人和有权势的人致富。

反知识产权倡导者提出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他们忽视了数据、历史记录和大量相反的学术证据。事实上，知识产权创造就业机会，赋予创造者权力，并创造出口收入。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也是反知识产权倡导者和经济进步人士，如电子前沿基金会（EFF）、公共知识、乔·斯蒂格利茨、迪安·贝克和阿尔琼·贾亚迪夫——一些最大的知识产权反对者在他们的追求中断言的。

许多人，包括那些应该知道得更清楚的人，被它欺骗了，通常是因为他们是支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好心人。

但反知识产权倡导者的主张往往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忽视了数据、历史记录和大量相反的学术证据。事实上，知识产权创造就业，赋予创造者和创新者权力，并创造出口收入。IP也促进创造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反知识产权倡导者提出的几个主张。我们在这里审查和反驳他们。

主张1：信息应该是免费的；

主张2：知识产权无助于小企业；

主张3：知识产权伤害消费者；

主张4：知识产权没有让美国经济受益；

主张5：海外知识产权薄弱有助于美国经济；

主张6–9：依赖理论在起作用

主张6：知识产权伤害发展中国家；

主张7：知识产权使发展中国家更难获得技术；

主张8：知识产权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创新；

主张9：在贸易协定中要求知识产权是错误的。

部分由于对再分配主义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同情，部分由于依赖理论的影响，拜登政府在贸易政策中几乎没有推动知识产权。在一些情况下，还削弱了知识产权。事实上，政府目前的贸易谈判不包括任何实质性的知识产权讨论或条款。这样，美国向世界发出了放弃知识产权政策领导权的信号。

拜登政府似乎不愿意就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款进行谈判。其旗舰贸易倡议《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协定》并不包含知识产权或市场准入章节。美国-肯尼亚战略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以及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也是如此。尽管美台倡议的议程包括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议题，如数字贸易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扭曲行为，但没有迹象表明谈判将包括直接讨论知识产权。

截至2023年3月30日，没有一个国家通知世贸组织（WTO）任何利用豁免条款的意图，重申了该协议的无效性。

拜登政府可以也应该重塑美国全球知识产权政策的领导地位。政策制定者可以在四个关键领域重新参与进来：反对知识产权豁免提案，联合起来反对CCP的知识产权盗窃，包括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以及领导围绕新兴技术的知识产权政策讨论。

许多反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对新冠肺炎疫苗豁免的人担心这一决定会像滚雪球一样扩大到对知识产权的攻击。事实上，这已经成为现实。首先，倡导者将知识产权豁免的范围扩大到了新冠肺炎疗法和诊断学。然后，他们开始倡导对其他类型的新兴先进技术的知识产权豁免。比如，2023年2月，当WTO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Ngozi Okonjo-Iweala）被问及她是否会“支持气候技术的知识产权豁免，以应对气候危机”时，她回答说，“关于绿色技术，我完全同意。”同样，2022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称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是知识共享和技术转让的“障碍”。

拜登政府不仅暂停了新的贸易协定，还在不太正式的贸易谈判中忽视了知识产权条款。这种做法需要扭转方向。美国及其盟友可以通过协调他们的知识产权法律，形成一个反对CCP知识产权盗窃的统一战线，国家支持的间谍活动隐藏在法律无法阻止此类盗窃的国家中；贸易协定中的统一知识产权条款让盗贼没有多少选择。如果美国决策者希望美国保持其全球创新领导地位，他们应该通过在贸易协定中纳入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来为创新者和投资者提供保护机制和市场安全。

新兴技术仍然是大多数国内和国际政策讨论的焦点，知识产权政策也不例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佳实践必须不断发展和适应，以进一步推动持续创新。如果美国决策者打算建立一个支持美国创新领导力的框架，他们应该领导所有相关的国际政策讨论，包括知识产权。

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提供指导，确保数字世界的商品和服务受到与现实世界相同的保护。

法院和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应该具有前瞻性思维。首次侵权者不应该仅仅因为知识产权所有者需要时间来确定适销性或围绕尖端技术发展的战略，就能够篡夺权利。同样，仅仅因为潜在的侵权者目前没有将所涉及的数字方面货币化，并不意味着一旦市场、技术和需求进步，他们就会停止这样做。类似地，决策者应该如何处理实物和数字商品的新组合？

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向国际社会展示他们对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的最有意义的方式之一是改善美国国内的知识产权状况。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点：（1）采用网站屏蔽和相关立法，（2）协调美国版税权利与欧洲邻接权和追索权，（3）改善公众参与和知识产权教育，（4）停止削弱知识产权的立法，特别是与《拜杜法案》有关的立法。美国决策者必须做最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的事情，包括实施美国盟友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忽略不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