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概念入手。偏好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基础概念，是指个体对商品或商品组合的喜好程度，是个体进行经济行为决策的关键。主观偏好是不能直接观察的，因此具有不可检测性。“效用”
（utility）
则是用于描述偏好的数学工具。
个体作为行为决策者，其目标是获得效用最大化，即将备选项集合中的每一备选项对于个体的效用大小进行比较，得到对各备选项的偏好排序。
因此，在理想状态下，个体行为选择本身可以直接反映个体的主观偏好，并能由此计算其获得的效用。
但是，从一般性的“偏好”概念回到本研究的“择偶偏好”概念时可以发现，对个体来说，择偶这一行为决策在很大程度上难以直接反映择偶偏好。
因为择偶过程不同于选择商品的经济行为，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社会行为，择偶双方存在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
因此，择偶选择不仅受到个体主观偏好的影响，还受制于来自潜在择偶对象等因素所构成的机会结构的影响。
社会学领域中“偏好
（preference）
+机会
（opportunity）
→选择
（choice）
”分析框架
（POC框架）
系统地诠释了行为和偏好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POC框架下，个体的择偶行为是同时取决于主观择偶偏好和客观机会结构两个方面的选择，只有当没有机会结构的客观限制时，择偶行为才等于择偶偏好本身，此时的择偶行为被称为无约束选择，完全是由对备选项的偏好排序决定的，反映的是显示性择偶偏好
（revealed preference）
。而受到机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做出的择偶决策则被称为约束性选择。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择偶行为几乎都是约束性选择。
由于机会结构的存在，择偶行为并不能直接反映个体的择偶偏好。因此，直接基于当前客观的婚姻匹配模式来研究人们主观的择偶偏好模式具有较大局限性。研究择偶偏好需从择偶偏好本身出发，
下文将基于现有理论模型来探讨影响人们择偶偏好的基本维度。
（二）择偶偏好的基本维度
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实证研究考察了人们所期待的长期伴侣需要具备的特征。关于择偶偏好和择偶标准的现有文献主要基于被调查者对特定特征的评估，每个特征都被作为单个项目进行评价。
在这种设计下，学者通过对这些被列举的特定特征进行因子分析或主成分分析来实现降维，从而获得最具影响或最典型的若干择偶维度。
尽管不同的研究发现存在一定差异，仍然可以基于现有研究总结出一些具有共同特性且反复出现的关于择偶偏好的核心维度性标准。
具体来说，人们在择偶过程中面临的总体情境条件是资源稀缺性。
在面对资源约束与结构限制的条件下，人们的择偶偏好可以分为对配偶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两个方面的要求和期望。
有形资源指的是社会属性特征，即配偶所拥有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其中包括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类社会经济地位特征。
先赋性社会经济地位特征主要是指个体因其家庭背景而拥有的来自父辈的社会经济资源，主要包括父母的教育、收入、财富以及本人的种族、户籍等等；而自致性社会经济特征主要是指个体自身在教育、收入、财富、权力等方面所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
有关婚姻匹配的现代化理论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家庭和家族对个人择偶的控制力降低，先赋性特征对择偶的影响变小，而自致性特征的影响则逐渐变大。
以往基于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同样显示，随着年代的推移，年轻人和教育水平较高者更加看重配偶所拥有的教育、收入等自致性社会经济特征，而不再特别看重配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先赋性特征。
无形资源则是指个体生理与个性心理属性特征，即配偶所拥有的生物学、人口学特征和性格、价值观等非物质性特征。
其中，生物学和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外貌、年龄、身高、体重、肤色、发色，等等。
对中国民众择偶偏好的探索发现，男性会比女性更加看重配偶的外貌。
需要指出的是，
在社会学分析视角下，配偶的生理属性可能混合着其他未观测因素，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经济地位和阶层属性相关，
例如肤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种族特征，又如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意味着经济资源的积累程度。而个性心理属性特征主要包括性格特点、宗教信仰、价值观、审美情趣等精神类特征。例如，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大多也期望其配偶有同样的宗教信仰。
从社会学分析视角来看，相对于社会经济属性、生物和人口学特征而言，个性心理属性属于更具主观性的无形资源，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对个性心理属性的偏好也因人而异。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于考察并比较那些更具客观性的择偶维度对个体择偶的相对重要性。
具体而言，本研究关注的个体自致性特征包括教育程度、收入和房产。
理论上，职业也属于个体在择偶时所看重的特征，职业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阶层含义在学界通常由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Socioeconomic Index，SEI）
来表示。但考虑到职业分类十分庞杂，且职业SEI是由每一种职业从业者的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的平均水平构造而得，而教育和收入维度已容纳了职业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属性特征，故本研究并未将职业因素纳入考虑。
由于城乡分割是造成我国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因此在先赋性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本研究主要关注父母的户口状况。在无形资源方面，本研究选取了年龄与外貌这两个择偶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的基本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先关注上述选取的各择偶维度上的属性特征对个体的相对效用，并借助收入维度估计出不同属性的“货币性”支付意愿。
（三）择偶偏好的性别差异
既有研究指出，
就对潜在配偶所拥有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期望而言，男性和女性在婚恋过程中的择偶偏好存在系统性差异。
学界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来自进化心理学的解释与来自社会学、经济学的替代性解释。
基于进化论视角，进化心理学提出，个体的择偶偏好是进化的结果，是人类的祖先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形成、以基因形式传递给后人的一种“定式”，因此，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中的人们在择偶观和择偶行为上具有一致性。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男性和女性为了获取资源、通过求偶和生育让基因遗传下去，会面临不同的“适应性”困境，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择偶偏好和行为模式。
在原始社会，由于女性在生育和哺乳后代的过程中获取食物和保护子女的能力会下降，需要配偶提供资源上的支持和保障，
因此，女性更加重视男性的“资源获取能力”，这种偏好也遗传至今。男性作为资源的持有方，为了让自己的基因更好地延续下去，会更重视女性的“生育潜力”，而这种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年龄和外貌相关。
巴斯对来自六大洲中33个国家的10047人的样本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基本支持了这一理论。
进化心理学对男女两性择偶偏好模式的解释具有跨文化和跨区域一致性，将择偶模式视为进化的结果，突出了择偶作为生物学现象的本质。这一理论成立的隐含前提有二：一是人们择偶是以基因遗传为目标，并以生育为其实现方式；二是男性和女性因生物性差别而形成的差异化择偶偏好与策略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会稳定地延续下去，即使个体行动者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执行这一策略。然而，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择偶从生物性行为逐渐转化为社会文化现象，择偶的动机不再仅是满足繁衍的需求，人们选择对象并建立婚姻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因此，学者们基于社会学、经济学视角提出了择偶交换理论、婚姻市场理论和性别角色理论，用以解释择偶偏好中的性别差异。
择偶交换理论强调择偶本身是一项社会交换行为。根据这一理论，
在择偶过程中，男性与女性都非常谨慎，基于自愿、互惠、平等原则进行交换，当双方都对自身收益满意时，才能形成并维系亲密关系。
婚姻市场理论进一步将择偶和婚姻作为一种经济上的交换行为——“市场交易”来进行研究，
强调婚姻市场中的男性和女性为了实现整体效用最大化，都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交换。
在传统社会中，男性的比较优势往往体现在经济收入上，女性的比较优势则体现在外貌、生育和持家能力上，因此形成了择偶偏好的性别差异。
随着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提高、男性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距逐渐缩小。
根据婚姻市场理论，这将使得男性和女性的偏好逐渐趋同，然而近期关于择偶偏好的研究则并没有观察到这一模式。
由此，学者们从性别角色的角度对择偶偏好性别差异的持续性进行了解释。根据性别角色理论，人们择偶偏好的形成与社会期望以及性别观念紧密相关。学者们指出，长期以来，社会中的权力和资源均由男性控制，女性被排除在外，男女两性在社会阶层地位上持续存在的差异不断塑造并强化人们的性别角色期望，而这种认知很难被改变。
在当今社会中，虽然女性在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与男性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超过男性，但人们对婚姻中男性与女性的性别角色期望却变化不大，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依然被很多人认为是理想的性别分工模式。
在这样的性别分工观念影响下，男性依然会非常看重女性的长相与持家能力；女性则仍然期望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即便是本身已具备经济独立能力的女性，也偏好寻找经济条件更好的男性。
近年来，中国女性的教育水平持续提高。根据教育部的数据统计，中国各类型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性比例自2016年以来便一直高于男性。此外，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有较好的表现，不仅维持着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而且大量女性进入了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与行业，与男性在就业上的差距不断缩小。
然而，我国婚姻中依然存在较强的性别分工，女性依然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与照料工作。
此外，人们对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仍具有较强的认同，且这一认同感在近期有所上升，在女性群体中尤其明显。因此，结合进化生物学、择偶交换理论和性别角色理论，本文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依然存在择偶偏好上的性别差异，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性别差异假设）：男性和女性的择偶偏好存在系统性差异。相对而言，男性比女性更看重配偶在生理属性上的无形资源，如长相和年龄；而女性比男性更看重配偶在社会经济地位属性上的有形资源。
（四）择偶偏好的阶层异质性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经历了一个从“普遍结婚”到“选择结婚”的变化，即个体能否建立婚姻关系逐渐以其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或条件。由此，
婚姻匹配成为影响社会分层与阶层再生产的重要过程和机制。
因此，有必要研究男女两性择偶偏好与其所处社会阶层的系统性关系，即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调节男女两性的择偶偏好。这对我们全面理解择偶偏好模式、理解婚姻和家庭过程如何影响社会分层与流动具有重要的启示。
有关择偶偏好与社会阶层的关系的讨论主要包括“同类匹配”和“择偶梯度”两种择偶偏好理论。同类匹配偏好是指人们在择偶时偏好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群体，包含两种具体机制：适配性机制
（affinity）
和竞争性机制
（competition）
。
适配性机制强调相似的人之间具有吸引力和亲和性，例如拥有相似教育程度的人通常会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品味和知识结构，
而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我评价结果更为一致的人作为配偶，因此会形成社会阶层上的同类匹配偏好。
竞争性机制则强调指出，婚姻市场中的理性行动者选择结婚对象时偏好那些能够与自己在资源上进行成功交换并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择偶对象，
经过婚姻市场的筛选、竞争和匹配过程，公平交易通常发生在资源拥有情况相近的同类群体中。有学者指出，同质吸引是人们择偶时遵循的基本规律，但具体是什么维度或指标上的“相似”，不同的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争议，如
中国传统社会中强调的“门当户对”是对相似的家庭背景的偏好；而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双方在教育及收入水平上的相似。
也有学者指出，同类匹配偏好的含义是个体追求择偶对象在“整体”意义上与自己相似，即在通盘考虑对方各项特征后基于对方的总体吸引力得分而进行择偶选择，借以有机整合择偶交换理论和同类匹配偏好理论。但总体来说，
“同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即社会阶层地位上的相似性，实证研究则多聚焦于某一具体维度上的同类匹配偏好，如人们在教育匹配上的偏好。
择偶梯度偏好理论则结合性别角色理论强调指出，在个体层面，阶层不同的男女两性在择偶偏好上存在系统性错位，从而整体呈现梯度性分布的特征。
择偶梯度偏好的形成与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性别观念息息相关。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男女社会性别特征的建构，即“男强女弱”“男高女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持续影响着择偶观念上的阶层异质性，
导致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经济地位低于自身的女性，而女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高于自身的男性，从而形成婚姻匹配中占据较大比重的女性向上婚。
择偶梯度偏好在当今社会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有研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剩男”和“剩女”规模扩大和婚姻挤压现象源于
低阶层男性和高阶层女性在梯度偏好下无从选择配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