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姚大力教授
姚大力：
我首先想补充的是，当许老师把他所说的若干个
W分别归属在“求真”和“求解”两个义项之下，亦即将What、Who、When和Where归为“求真”，而把Why、How归为“求解”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要在这两个类型的追问之间品定高下的意思。
我近几年一直在学校上一门名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通识课程。第一节课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第二节课人就会少掉很多。因为我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这门课结束后有堂上闭卷笔试，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四个W，只有通过笔试的同学才能获得提交读书报告的资格，然后我再根据读书报告的好坏给他们定课程成绩。相比较而言，学生更愿意回答的，恐怕还是后两个W；因为他们可以随意乱讲，而你却很难能说他讲错了。所以一听要考前面四个W，不少人就溜掉了。很难说哪一类的追问更重要，或者哪类追问必定意味着更高的学术品质。决定因素全在于你解答提问的质量本身如何；而针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提问的解答，检验其学术质量的标准，自然也应是各不相同的。
就“求真”而言，提问的难度往往取决于以下两方面因素，即需要检阅资料的工作量够不够大，为从资料中榨取出信息所采用的方法或各种专门性技术够不够复杂精巧？当一个课题需要引用很多种相关文本（包括各种不同语文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的研究性著述在内），并且需要在对它们从事反复的对读与互勘过程中旁证曲引、抉疑发覆、辩误拾遗、显微阐幽，方能逼近所欲了解之制度名物或人事自然的实相之时，该研究才会呈现出很强的学术张力和很高的学术水准。
在这里，怎样增强从史料中榨取信息的能力，如今是一个受到忽视的问题。在我们读到的不少论文、专著里，史料一旦被作为证据枚举出来，它的意义即得以自明。所以史料的处理，似乎始终只是拣选和陈列的问题。这就像是从一个注满水的脸盆中把浸在里面的毛巾捞出来，所有需要的信息就会像毛巾里的水一样滴滴答答地自动流出来。这很难算得上是高明的研究。在此种意义上，只有从半干半湿、甚至从几乎被晾干的毛巾里仍能不断挤出水来的人，才是高明的史学研究者。
张之洞在《书目问答》里提倡须“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这是典型的乾嘉汉学主张。但是这一套史料处理的精致功夫现在被大多数研究者或视若弊履，或心存畏惧若蹈虎尾，历史学这门学问于是也就可能被做得全无学问可言。如果只要识字，便可治史，历史学当然就很难被人们待以敬畏之心。其中的主要责任，我以为还应归诸历史从业者们自身。
▲张之洞《书目问答补正》
也许有的年轻学人会问，我选的题目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烦难的史料处理技巧，那你叫我怎么办？我的回答是，谁叫你选择这样一个不争气的题目来做“研究”？是否做得到选择那些具有强大学术张力的题目来充分地展示个人的研究能力，这本身就反映出研究者是否具有高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品味。
若要说到“求解”，情况就更复杂一些。
解析事关Why或者How的问题，本来离不开涉及前四个W的大量细部研究的支撑。但在很少数的情形下，旨在追踪Why或How的叙事规模极其宏大的历史书写者，可以从他人的研究中借用他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细部研究的成果。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汤因比就是这方面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近十多年来流行的“大历史”（big history）讲述者，如《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2005）的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以及《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直到当下》（2007）的作者辛西娅·斯脱克斯·布朗，亦属如此。
评判这一类研究作品，当然不可再着眼于一手资料的处理技术是否精细到位。这时要看作者为建构一个新解释体系而集成的那些具体知识是否都准确可靠，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集成本身是否已构成巨大而高难度的工作量，尤其重要的，是安置所有这些集成知识的解说框架能否对我们原先关于该主题的总体认识图景产生重大的冲击或修正效果。
不应该把未直接从事细部研究的“求解”式思考与探索全都看作是无学术价值的；不过这仍不意味着细部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已完全没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即使是对专注于上述这样的宏大历史叙事者而言，细部研究也必定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经验素养。不然的话，他们就很难具备在领域广泛、浩如烟海的研究型文献中很精当准确地采撷各种知识素材的眼光与能力。
事实上，在回答绝大部分有关Why和How的问题时，更经常发生的，是我们同时还必须面对有关前四个W的细部研究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Why和How会层出不穷地引领出既有二手文献尚未涉及过、但又迫切需要予以澄清或阐明的诸多细节问题。你从提供历史细节的自助餐桌上找不到你需要的那几道菜，所以只能靠你自己去烹制它们。
这样看来，“求解”是要在“求真”的基础上再向前跨出一步或跨两步；也就是说，“求解”包纳了对“求真”的要求，并且还要求比“求真”更深入的思考，使细部研究能超越局部性的、就事论事的意义，而在一个关联着更大思考的叙事框架里、在一幅更宏大的画面里，越发突显出它的潜在生命力。
由此也就引发出我对许老师见解的第二点补充。如果我们把上述六个W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权且以What作为这六个W的合称——，那么除了What以外，在历史研究中还应当紧接着跟进一个So what的提问。
是的，你已经告诉我何人在何时、何地发生过一桩何等样的事情，你也已经告诉过我这件事到底是因何、乃至如何发生的。那么——倾听这个故事的人很可能还会问：你讲述这个故事，究竟是想说明什么？他提出来的，就是所谓So what的问题。
在“求真”的意义上，So what的问题较好回答。那就是我们原先对前四个W的认识还有不确，还不够“真”，因此有必要加以补充更正。为考据而考据有时被人批评为“饾饤之学”。然而由“饾饤之学”产生的结果，很可能在某个特定时刻就会成为被某个宏大主题的研究者所借用的意义重大的史实素材。因此只要烹饪功夫到家，我们绝不能小看由“饾饤之儒”端放到陈列历史细节的自助餐桌上的那些小菜。
在“求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则是要为回答Why与How提供一个有新意的解释框架。
什么才算是有新意的解释框架？它既不能满足于把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重新讲述一遍，也不能只是用它来重复证明各种已知的公式或原理。每个人都曾经历过反复地操演数学练习题的年月，为的是学会熟练地掌握数学的基本公式和原理。但习题演算只是一项思想和技能训练，它不能被等同于以原创性为基本特征的学术研究。所谓有新意是指新产生的解释框架与之前已有过的那些都有所不同，故而能比后者更有效地容纳相反的证据，而不是用藏匿、排斥或歪曲相反证据的办法来维持原有解释框架的有效性。其实很多新框架的产生，正是由足以表明原有框架已经产生裂隙的那些新近发现的相反证据所引发的。
不仅如此，关于Why与How的新解释，还可能带动我们对影响甚或支配人间关系的那些更为宽泛的一般性法则产生不同于以往的重新认识。
这么说起来，历史研究者的So what意识，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把自己的研究置于以往研究的学术脉络之中，一种把自己研究的起始点推向以往研究成果最前沿的意识。过去我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但是光强调问题意识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还没有触及到问题意识究竟从哪里来这个更带根本性的核心。问题意识不应是挖空心思生造出来的，更不是出于偶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只能来源于以往的学术之流。所以历史研究中的So what意识，实质就是历史研究者必须时时不能忘记加以观照的对其问题的背景意识。
▲姜进教授
姜进
：原来以为是纪霖的大书，就像他自己说的，就这本大书里面提出的问题，家国天下，天下认同，国家认同这些问题有一个读书会，后来变成三本书，然后说随便讲，好像不是真的来谈一个学术问题。我本来觉得家国天下这是很值得来讨论的，从概念上，从理论建设上，从知识分子群体的何去何从，这个群体在中国近现代史转折中的作用，他自己作为这个群体一员的经历，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下的情况下，纪霖书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比如中国知识分子跟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跟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很值得讨论。
现在看起来我的理解有误，这些问题并非会议主题，那就谈一点我个人的感想吧。非常佩服纪霖，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秉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关怀。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说，士大夫阶层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个阶级凌驾于生产者、特别是农民之上，里面有很烂的人。这里面腐败贪婪，权力欲望膨胀，精致的或不那么精致的、甚至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都不在少数。我们不能把士大夫阶层浪漫化。
但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士大夫阶层确实是有一种精神的传承，以天下为己任，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你看全世界的情况，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没有这么一个阶层，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有，但是跟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欧洲的所谓知识分子（intelligensia）是在反对教权和皇权的斗争中诞生的，是统治阶级的对立面。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很独特。刚才有老师提到我们怎么定义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我想，知识分子的概念在欧美和中国学界是有不同的，但也有共通点，那就是你一定要有关怀，你要对人类社会的境况作系统的、批判性的分析和思考，你的工作要立足于怎样能够改善人类的境况。并不是说你拥有知识，你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纪霖这本书里面讲的知识分子，都是有天下关怀的，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是非常可贵的。纪霖在这本书里面，以他自己多年的阅读和思考，从理论上和学术脉络上给我们梳理了中国知识分子家国关怀的古老传统及其近现代的发展演变。
从古人到今人，从梁启超、张君劢、杜亚泉、钱穆到杜维明、张灏等二十世纪新儒家群体，他们的家国思想和天下关怀都在纪霖的描述和诘问中生动呈现，他们的思考如涓涓细流共同汇成思想的大河，浩浩荡荡，两岸风景无限。纪霖用这么一本大书，以宏观全局的气魄，分析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种种样态的家国思想和天下关怀，最后提出他自己的新天下主义概念，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功业。他的辛苦，他的抱负，他的天下关怀，连同他对家国思想的理解和阐释都体现在他做这本书的实践当中，是对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很好传承。
扯开一些说，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性侵事件，许多都牵涉到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功成名就，顶着知识分子和道德权威的光环，有名有权有势。他们以君子的面目出镜示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私下里做的却是欺强凌弱、衣冠禽兽之事。这不是个别现象，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性和社会的丑恶现象。在今天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境况中，在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中，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如何传承，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能够做什么，值得我们思考。在这个意义上，纪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写作实践、以及他在作品中关于家国天下的洞见就显得特别的及时和重要。
▲周武研究员
周武：
首先祝贺纪霖兄作品集出版，三本书同时在三联书店推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由于版权问题，这套书并未将纪霖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悉数纳入，有些遗憾，但这三本书跨越了纪霖兄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全程，基本涵盖他有关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主要论域，因而仍具一定的代表性，颇能反映他的为学个性。
纪霖兄这三本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带着“无穷的困惑”，磕磕碰碰地穿越“民间与庙堂”，猛然发现“优美已经离我们远去”。不知道纪霖兄自己怎么看，我觉得，把三本书的书名这样串起来，有点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当代命运的一个隐喻，一路困惑，一路颠沛，却痴心难改，关怀依旧。
《无穷的困惑》是纪霖兄的第一本著作，写黄炎培、张君劢的心路历程，《民间与庙堂》写当代知识分子的依违进退之道，《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则是察世观风的当下记录。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努力以思想改造中国，并以此自任，可到头来，还是事与愿违，跟他们追求的初衷不是近了，似乎更远了。这样一部有如谜团的知识分子世纪颠沛史，对治史者而言，是诱惑，更是挑战。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纪霖兄就走上知识分子史的求真与求解之路，记得我在跟陈旭麓先生做研究生的时候，陈先生就曾推荐我们看纪霖兄解读黄远生《忏悔录》的文章，我也是在先生家认识纪霖兄的，后来又在同一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过文章，就算熟悉了。从那时候到现在，屈指算来已逾三十年。一直比较留意纪霖兄的文章，只要见到的，大致都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