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与德性之间：罗马“德性竞争”论题的历史考查

诉诸制度与诉诸德性是人们追求良政善治的两种重要途径。本文对罗马政治中的“德性竞争”论题进行了学术史回顾，认为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德性竞争对于罗马共和国崛起与强盛的意义，公共而非私人方式进行的德性竞争和塑造符合共同体根本利益的德性是罗马崛起的重要原因。深化了对罗马政治史及制度与德性关系的讨论。（政治学人编辑部）

专题文章推荐：

如何理解大一统：比较历史视野中的汉政典制化与罗马帝国困境

德性、荣誉与利益：孟德斯鸠论政体的动力机制

学界通常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实质是贵族专权的寡头统治，统治权最终掌握在由氏族贵族和上层平民构成的“显贵”手中；不过，由于古代战争社会的背景和罗马特殊的宪制安排，它又是一种竞争性的贵族制。也就是说，在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显贵家族及其代表人物采取了相互竞争的模式，这种体系性的竞争排除了普通平民对政治生活的实质性参与，但也有效地防止了个别家族和军政人物对权力的独占。同时，在罗马对外战争几乎从未停息的情况下，这种竞争采取了荣誉竞争的方式，亦即他们不得不通过向拥有选举权的人民展示自身的德性来获取高级职务。贵族之间以德性名义展开的竞争成为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中与对外战争、平民和贵族的斗争、对僭主与王政的恐惧同样重要且相互关联的另一大主题和线索。

事实上，“德性竞争”在古希腊人的公共生活中便已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按照色诺芬的记载，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的立法者来库古在青年教育中注入“德性的争斗”，即通过打斗证明自己的勇气、胆量，展示男子的优秀品质;他还鼓励年老者竞选长老会，“对于他们来说，竞技场上的竞争不过是体能的较量，而能否进入元老院的竞争却是灵魂的考验。正如灵魂超越肉体一样，灵魂的考验较之于其他肉体上的较量，更能激发人们的热情”。不只是斯巴达，整个古希腊的文化都表现出一种高度的竞争性：赛会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体育竞技、军事训练和战争等身体上的竞争，而且还有政治演说、法庭诉讼、哲学论辩、诗歌和戏剧比赛等精神或思想上的竞争，它们极大地推动了古希腊德性观念的发展。罗马人的竞争精神以及对荣耀和德性的追求丝毫不亚于希腊人，但不同的是，罗马人并不像希腊人那样热衷于体育竞技和智识竞赛，他们更专注于政治竞争；同时，罗马共和国独特的制度安排使得显贵家族及其领袖之间的竞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着一种有序的状态，避免了政治动荡。

因此，贵族的德性竞争是理解罗马政治运作与国势兴衰的关键锁钥。在晚近的罗马古史研究中，它已经成为学者们观察和剖析罗马共和国政治史、政治制度史乃至社会文化史的一个常见范式。但是，“德性竞争”论题在罗马史纂中的起源、发展以及后世思想家对它的借用与重构却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便旨在对这个论题本身做一历史性考查。

“德性竞争”论题滥觞于罗马著名史家萨卢斯特。他在回顾罗马刚刚获得自由时的风习时指出，那时在罗马存在着“对荣耀的激烈竞争”：每个人都奋勇杀敌、攻克城墙，并力求这样的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他人所关注，“德性支配一切”。在他看来，“财富和美貌带来的荣耀是流动的和脆弱的；而德性则被认为是光荣的和永恒的”。因此，德性是获得荣耀的关键，而荣耀是践行德性的奖赏，对荣耀的竞争从本质上说就是德性的竞争。

在萨卢斯特这里，“德性竞争”论题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他明确指出，公民之间的竞争是罗马崛起的原因，从而使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共和主义的命题；二是他在罗马两个著名政治人物之间进行了“德性对比”，并使之成为“德性竞争”论题的常规性内容。在追溯罗马的早期历史时，萨卢斯特认为，罗马在争取了自由——亦即摆脱了王政——之后，立即“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这源自人们“对荣耀的强烈欲求”，它使人们在行动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德性。很明显，他相信，公民在荣耀和德性上的竞争是罗马强大的动力源，这种竞争表现出了最大的和谐与最小的贪婪，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军队中，罗马人都致力于培育“良好的习俗”，“他们与敌人进行争吵、不和与斗争，公民与公民之间则对德性进行竞争”。当然，这种竞争是有限定条件的，即要通过正当的方式进行并服务于高贵的目的。就像奥古斯丁揭示的，所谓“高贵的品质”和“正当的途径”就是指德性，即通过德性而非野心或欺诈来追求荣耀、光荣和帝国。

在古希腊思想中，野心和贪婪被视为一切罪恶的根源，萨卢斯特也认可这一点。不过，他又指出，野心与贪婪还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一种恶习，但它比后者“更接近于德性”。对金钱的欲求，即贪婪“是没有止境的、永不满足的，不会因为富足或贫乏而消歇”，“一旦财富被视为一种荣誉，荣耀、统治权和权力，那么德性便失去其光彩”。相比之下，野心亦即对权位和荣耀的欲求，如果得到恰当的引导，以公共的也就是有利于政治共同体的方式追求之则近乎德性。然而，随着对外霸权的确立——萨卢斯特把迦太基的毁灭视为罗马历史的转折点——罗马的德性开始急剧衰落。他感慨，罗马人对荣誉和德性的追求，已经被贪婪和纯粹的私人野心所取代；如今人们与其祖先（以及其他人）比的已不再是公正和勤谨，而是财富和豪奢，“甚至先前习惯于凭借德性超越贵族的‘新人’现在也用阴谋和掠夺而不是用崇高的行动来获得权力和荣耀了”。这是萨卢斯特对罗马的兴盛与衰亡给出的清晰而明确的解释。

萨卢斯特在《喀提林阴谋》中关于恺撒与小卡托的“德性对比”是颇受学界关注的话题之一。在罗马，各大贵族家族及其领袖，基于不同的家道门风、政治路线以及个体特征，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政策选择，表现出不同类型的德性；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会产生相互之间的竞争。而在两个代表性政治人物的诸种德性之间进行比较、展开讨论，自然会引导人们去追问何种德性对共同体更为有益或者说真正有益。由此，“德性对比”构成了“德性竞争”论题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在萨卢斯特看来，恺撒和小卡托无论是在天赋还是精神的伟大和荣耀方面都是旗鼓相当的，但在其他方面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恺撒的品性是“乐善好施和慷慨大方”，“温和与仁慈”以及“宽恕”；而小卡托“一生正直”，“严厉”，“不受贿赂”。前者因平易近人备受称赞，渴望通过对军队的指挥权和新的战争来展示自己的德性；后者坚定、严正、节制，不与富人竞争财富，不与党派竞争派性，而是与有德性的人竞争德性，洁身自好和清正廉洁，他宁愿做好人，也不愿仅仅看起来是好人。

从萨卢斯特罗列出的主要德目来看，恺撒与小卡托身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德性：前者侧重于身体性的德性、政治德性以及军事德性，服从于外在的标准；后者侧重于理智主义的德性、伦理德性，服从于内在的标准。这两组德性都为共同体所需要，但这种对比暗含着某种对立或者相互排斥的特征，它揭示了德性本身不同维度的分裂。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语境之下，这种对比必然还牵扯哪一组德性可能更有益于共和国的问题。抛开恺撒具备的那些特质与德性更有可能对德性竞争机制乃至共和国本身构成威胁这一点不说，归之于恺撒和小卡托的那些品质确实让人们回忆起早期罗马人德性的不同方面，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共和国本身的包容性。概言之，共和国的公民们在德性方面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使其能够更好地推出适应时势的政治家来应对事态的变化。此外，比之于古希腊哲人的“德性统一论”，这种“德性分离论”往往更具常识感，在罗马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也更具现实意义。

如果说萨卢斯特关于德性竞争乃罗马强大之肇因的论断是一种事后追慕的话，那么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相关记述则是一种“在地的”实录。在他关于罗马之崛起的探究中，波利比乌斯虽然没有像在混合政体问题上那样明确地提出过德性竞争的理论，但确实留下了关于德性竞争的记载。比如，他提到，在战斗中击伤一名敌军的罗马士兵会被授予一支长枪，在攻城期间第一个登上城墙之人会被授予一顶金冠，在危险中保护或拯救罗马公民或者盟友的人会被授予荣誉性的礼物，等等。在波利比乌斯以及罗马帝国时期的老普林尼看来，这些荣誉和奖赏不仅纪念并展示了卓越之人在战斗中的非凡勇气、辉煌成就与荣耀记忆，而且通过这样的诱导，不只是对那些亲眼目睹事迹的人，也对那些留在家里的人，起到激励和教育的功能，从而在灌输社会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历史记述表明，罗马社会政治生活中荣誉与德性竞争机制、德性教育机制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德性生产和供给的难题。

虽然萨卢斯特在其著作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德性竞争论题，但是由于他关于罗马历史篇幅更大的著作不幸佚失，所以，我们无从窥见他对这个论题的具体展开。在罗马史纂中，真正将贵族的德性竞争作为一条重要线索来组织罗马历史叙事的是李维的《自建城以来》。虽然李维的罗马史成书于奥古斯都时代，但是他吸纳了此前各种史书的材料，并且试图塑造古代罗马的“风尚”以便为今人提供借鉴，在这方面他与萨卢斯特构成了呼应。李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更多地以历史范例来阐发自己的理论关怀；他表示，“如果这么多有德性的范例都不能打动你的话，那么就再没有什么能打动你的了”。

在李维所塑造的共和国晚期的“德性范例”中，“监察官”老卡托是最卓越的代表之一：在战争中，他是最勇敢的战士；在获得最高公职之后，他是一名完美的统帅；在和平时期，他精通法律并拥有最雄辩的口才；此外，他严厉节制、坚定不移、蔑视财富和权势、忍受辛劳和危险。不过，在他之前近一个世纪，罗马就出现过一位同样堪称完美的政治人物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克库斯。他所处的时代是罗马贵族家族围绕职务和声望展开激烈竞争的时代，不过，当时的竞争主要限于对外战争领域。依据李维的记载，面对在军事上占据优势的法比乌斯家族、德基乌斯家族、沃伦尼乌斯家族等对手，阿皮乌斯把竞争扩展到法律、演说术、市政建设等内政领域，从而改变了贵族竞争的规则。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及其后，贵族家族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和复杂。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统帅马塞拉斯、“拖延者”法比乌斯、“非洲征服者”大西庇阿以及老卡托，围绕战略与战术的选择、如何看待希腊文化等问题，依凭各自的支持势力，先后展开了各种方式的、多轮次的争论与角逐。尤其是在是否远征迦太基本土这个最为重大的战略选择上，老法比乌斯与大西庇阿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按照李维的记述，他们在阐述各自的理由时都特别地提到了荣耀、竞争与国家利益。

在这场辩论中，无论是老法比乌斯还是大西庇阿，都诉诸范例来为自己辩护，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场辩论是关于知识和历史解释之间的竞争。不过，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他们之间的对抗展现了罗马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变，而这种战略之争背后所暗含的是两位性格特征迥异的领袖之间的竞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最终都承认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荣耀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承认竞争必须出于高贵的目的，必须对野心施加约束与限制，以共同体的价值来对竞争行动加以引导。这一点无论是在李维之前的萨卢斯特那里，还是李维之后的普鲁塔克那里都得到了强调。

虽然普鲁塔克创造的“平行列传”并不是对同一时空中伟大政治人物之生平的对比，但这种写作方式无疑属于“德性对比”的范畴，并且他对竞争的作用也颇为关注。对普鲁塔克来说，政治竞争的背后潜藏着野心：“德性女神的步伐从容不迫，她的目光坚定不移；然而野心的膨胀使她的面容有了一些关于竞争的暗示。”因此，作为一种与野心有着密切联系的性情，竞争可能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种是野心-贪婪，另一种是野心-德性。就前者而言，它可以是破坏兄弟之间良好关系的一种情感，也可以是发生在公共生活中的“一种充满羡慕、嫉妒和不和的疾病”。因此，普鲁塔克不仅注意到了竞争对于个人德性的激励作用之于政体良好运行的必要性，而且也提醒要时刻警惕竞争的潜在威胁，即竞争如果超过界限，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破坏性。特别是城邦领袖人物之间的竞争，几乎总是过度的，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引起敌意和愤怒，导致不可避免的争端。

在普鲁塔克这里，最突出的还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德性对比”。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来自阿里斯提德与老卡托之间的比较。同李维一样，普鲁塔克首先肯定了老卡托在政治—军事领域以及社会生活中取得的成就和表现出来的德性；但在与雅典的阿里斯提德的对比中，李维笔下在德性方面近乎全能的老卡托自身性格的缺陷被凸显出来，即阿里斯提德的“摆脱野心的自由”与老卡托的“野心”构成了对比，前者是通向政治温和的道路，后者则是严厉的、极具嫉妒的。二者在性格上的差异渗透到他们的行动当中：阿里斯提德能够搁置私人竞争，与他的对手地米斯托克利一道对抗波斯拯救雅典；而老卡托在反对大西庇阿远征迦太基问题上的举动，却几乎毁掉了罗马击败迦太基的机会。

此外，在普鲁塔克的“德性对比”中，作为谨慎战略化身的“拖延者”法比乌斯更是接连被置于与其他五个罗马将领的比较之中。弗拉米尼乌斯、米努西乌斯和瓦罗皆因他们的鲁莽冲动而在战争中受挫；胆大心细、机警敏捷的马塞拉斯则与法比乌斯一起形成了互补，一个是“罗马之剑”，另一个是“罗马之盾”；而只有在与大西庇阿的竞争中，法比乌斯才表现出局限，他的谨慎稳健变成了恶意的嫉妒和爱慕个人荣誉。诸如此类的“德性对比”，不仅说明在罗马共和政体之下不同公民间性格、德性的差异与竞争及其合力之于共和国生存和发展的巨大作用，更是引出德性、行为方式与时势变迁的适应性问题，这些方面后来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李维和普鲁塔克生动地塑造了罗马历史上一系列的“德性典范”，他们揭橥并展现了罗马国家兴起及其繁荣所需要的诸种德性，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后来人的竞争与模仿。但考虑到李维和普鲁塔克的写作时代，罗马贵族之间的竞争已然衰落，他们对罗马早期历史范例的“还原”与“再现”，对罗马先前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总结、提炼以及与当代风尚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上的焦虑、争议和偏好。

从萨卢斯特开始，德性竞争作为一个共和主义命题便已经形成，亦即它被视为共和制优于君主制的强有力证据之一。不过，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其共和主义意蕴并未得到完全的激发。但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现代政体二分法观念的确立，城市共和国的公民人文主义者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在调用德性政治话语时，往往会强化德性竞争议题的共和主义色彩。比如，佛罗伦萨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指出，民众政府优于君主制或寡头制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所有公民可以通过在伟大行动中的卓越表现与其他公民竞争公职和荣耀，而高级公职则对所有具有伟大精神、德性和勤勉之人敞开。

此后，在将德性竞争作为共和主义命题提出方面作出最卓著贡献的是马基雅维利。虽然马基雅维利总体上持有一种“政体相对论”，亦即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并无特别的偏好，但是在具体情境之中他又确实基于相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对其中之一给予过支持。在如何看待罗马共和国问题上，他继承了古典作家及其人文主义前辈的思想，同样诉诸“德性竞争”论题来解释罗马共和国的强大与繁盛。马基雅维利指出，君主制始终存在继承问题，相比之下，共和国“通过选举的方式，不仅只有两个相继接任，而是无数的极具德能的君主一个接一个地继任；在每一个秩序良好的共和国里都总是存在这种有德能的人相继接任”。共和国的优势还在于它的适应性。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期，如果“拖延者”法比乌斯是罗马的国王，“那么他可能很容易输掉那场战争，因为他不懂得如何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行动”；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公民各不相同，脾性各异；就像它有法比乌斯，在需要经受住战争的时势下他是最佳的人选，而后来在它需要赢得这场战争的时势下又有西庇阿”。总之，“一个共和国比一个君主国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更长久的好运，因为，由于其公民的多样性，它能够比一位君主更好地适应时势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共和国中政治-军事领袖之间的相互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形成某种互补，构建战略和战术的多元性，以便应对不同的事态和形势；同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监督，保证对手的行为控制在合宪的范围之内，并避免对手所代表的路线偏离目标太远。

需要注意的是，马基雅维利所谈论的共和国之于君主国的优越性，并非针对所有共和国而言的，而仅仅是就罗马这样的“秩序（制度）良好的”共和国而言的。换言之，共和国的这一优势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要有良好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这其中就包括权贵家族及其领袖之间开展竞争这一罗马基本的宪制安排。事实上，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所谓共和国拥有脾性各异的公民更能适应时势的变化，就是指那些各具德性的政治人物可以借助共和国的竞争性选拔机制脱颖而出，带领公民建设国家，为共同体服务。

贵族竞争的背后当然包含野心的刺激以及对同侪的嫉妒，但马基雅维利并未对此横加指责，因为这些因素，既无法根除，也没有必要根除。如何通过恰当的方式，将此类因素导向为共同体服务，才是真正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因此，竞争不同于党争或派系斗争，前者通过公共的方式进行，后者以私人的方式进行。良好的竞争同时意味着相互监督，“他们会谨小慎微地监督对方，以使对方不会超越公民行为的界限”；而不良的竞争则会导致越过合法界限的行为。比如，高卢人攻占罗马城的危机解除之后，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出于对卡米卢斯的嫉妒，散播谣言，在平民中制造骚乱。由于这种竞争没有采取合宪的手段，亦即没有对卡米卢斯进行公开的指控而是诬蔑之，因此被视为有害的，最终导致曼利乌斯被平民和贵族抛弃。

在德性范例的塑造方面，马基雅维利对古典传统也有继承和发展。依据李维等人对罗马政治人物的设定与刻画，马基雅维利对其做了程度不一的借用和改写，并结合自己的目的和语境将其与当代的政治人物进行了对照性再评价。在此基础之上，马基雅维利还进行了独特的德性对比，这种对比虽然在深度和尖锐程度上不及萨卢斯特，但在广度和复杂性程度方面则要超过后者。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他关于西庇阿的仁慈与汉尼拔的残酷所做的对比之中。自李维以来，西庇阿与汉尼拔间的比较便一直是个经典性话题，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可以说一反前人，对汉尼拔多有赞赏，对西庇阿却故意贬抑。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汉尼拔“在其士兵的心目中既可敬又可怕；如果没有他非人的残酷，光靠他的其他德能是不足以产生这种效果的”，也就是说，他的残酷实际上成了一种德性。相反，西庇阿的仁慈毋宁说是放纵，他对其士兵和朋友“太过仁慈”，从而败坏了军纪，甚至导致军队的反叛，结果“为了补救这种弊病，西庇阿不得不部分地采用他曾避免的残酷”；并且，如果不是他其他方面的巨大德能，以及元老院的监督，他仁慈的天性很可能会把他的名望和荣耀葬送掉。马基雅维利的评判当然并不仅仅限于维持军纪这一点，他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正是由于西庇阿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如此超乎寻常”，打破了贵族竞争之间的平衡，由此导致他为罗马统治集团所猜忌和排斥；也正是如此，马基雅维利认为，罗马人对西庇阿的忘恩负义是可以原谅的。因此，马基雅维利对西庇阿的批评，与萨卢斯特对恺撒更为含蓄的批评一样，都是基于反僭政的考量，亦即他们更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以“私人的方式”获取声望，从而对共和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差别仅仅在于，西庇阿时代的罗马尚未腐败，他本人选择了退隐，而恺撒则最终将自己的野心付诸行动。

最后，马基雅维利特别指出，罗马共和国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德性竞争”的机制与环境受到破坏所导致的。在他看来，治权的延期导致“更少的人担任享有治权的职务，因此统帅的声望集中于少数人的身上”；这样自然便破坏了权贵家族之间的势力平衡和政治竞争，于是先后出现苏拉、马略、庞培、恺撒等少数人对军事威望与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使得军队成为自己的工具并削弱元老院的权威，最终导致共和国的垮台。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比之于其他政治文化和文明，西方的政治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无疑更具竞争精神，罗马的德性竞争不过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环节而已。从萨卢斯特一直到马基雅维利，德性竞争议题都是在战争社会背景之下展开的，而自西方世界步入现代以后，商业社会便代替了战争社会；与此相应，竞争及其背后追求荣耀、荣誉的心理动机便主要转入经济领域，继续推动着西方社会与文明的发展。

当然，在政治领域，德性竞争在发生了某种转化之后仍然在发挥作用。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西方国家现代政党政治是对德性竞争的进一步制度化，以往持有特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某个家族或政治领袖之间的竞争，开始被政纲更为明确、群众基础更为稳定的政党之间的竞争所取代；另一方面，现代的政治家要想在政坛上脱颖而出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打造固定的“人设”，而每个政党要想维持足够的适应性，也需要储备多元化的政治家后备人选。但是，从总体上看，现代世界的道德法则、社会机制与政治模式已经全然不同于古典时代，自由宪制终结了德性竞争。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历史地考查罗马史纂中的“德性竞争”论题及其对后世思想家的影响，至少为我们重新审视罗马的政治史与政治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贵族的德性竞争揭示了罗马共和国崛起及其政治运行的奥秘。罗马人对名誉、荣耀的追求与德性竞争分别从心理机制和社会-政治机制两个方面有效地解决了“德性的生产”或“德性的供给”不足的难题。相比于纯粹的德性论，亦即认为罗马的成功取决于其领袖与民众的德性，德性竞争论把重心由罗马民族的德性（主要体现为勇武精神）及其政治-军事统帅的个人德性转向“制度的德性”，从而为联结德性论与制度论提供了桥梁；相比于传统的制度论，亦即认为罗马崛起的原因在于其混合政体，德性竞争论把各个层面的制度安排都纳入了考量。具体来说，它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鼓励贵族阶级围绕高级职务展开竞争，而这些公职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荣耀与权威的获得，最可靠的途径便是服从和服务于罗马共和国的共同利益，所以它实际上是以罗马共同体的利益吸纳贵族领袖的政治野心，并将其控制在特定的领域与范围之内。这是一种典型的“化私为公”思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它是一种“荣誉”的竞争、“德性”的竞争。

其次，贵族的德性竞争为理解罗马的“竞争性寡头制”及其民主因素提供了锁钥。德性竞争所展示的是罗马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与专权；然而，这种寡头统治的竞争性特征又保障了权力在权贵统治集团内部的共享性。由于这种竞争与共享的存在，“新人”的出现才成为可能，虽然这部分人凤毛麟角，但他们的崛起却进一步增强了贵族之间的竞争。需要强调的是，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和中期，德性竞争在促成贵族内部团结合作、协调贵族与平民的关系、提高罗马共同体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效果，关键还在于以德性为中心的贵族价值观在促进竞争的同时，也在规制竞争，并推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一系列自我保护、自我教育与自我监督机制。德性竞争也部分地呈现了人民的权力。罗马人民作为贵族权威和合法性的见证者，目睹并作为第三方参与到了贵族的激烈竞争之中；而参与竞争的各方多数情况下是努力争取人民的关注、认可、掌声和欢呼声。

最后，贵族的德性竞争为当代的罗马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当代的古史研究中，“德性的竞争”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德性的展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范式，除了对上述政治史与政制史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之外，它还催生了一些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重要成果。在晚近的罗马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场景议题颇受关注。所谓“场景”，是指贵族家族在日常生活以及特定情境中借以展示其政治-军事成就、功绩和荣耀的领域、场合、仪式与活动，也是贵族统治阶层进行自我宣传和自我展示的重要手段。场景激励年轻一代的竞争精神和对罗马德性传统的效仿，最终成为塑造罗马政治共识、反思以德性服务于共同体之方式的一部分。

总之，罗马贵族家族及其代表人物以德性名义展开的竞争作为罗马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对西方的政治进程与文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思考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推动德性生产和德性供给提供了教益。当前，我们已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这一大背景之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历史命题也自有其意义。特别是如何以制度设计进一步增强政治共同体的共识与凝聚力、激发多元社会群体的活力与创新性，以及如何为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转提供目标、动力与规则，都可以从中得到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