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中国经济十问：新政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黄益平： 这次大规模债务置换可以缓解许多地方政府的眼前压力，从而在中央政府实施刺激措施时减轻其“紧缩效应”。 “紧缩效应”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无法有效落实中央政府的促增长政策，因而削弱了中央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

我的建议是，中央政府应提高其赤字率，以在明年的预算中承担更多债务并增加地方政府的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

特朗普就任后很有可能进一步上调针对中国的关税。中国则应采取预防措施，推出更多刺激国内需求的政策。中国还应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合作，以维护一个开放且多边的世界贸易体系，并帮助其他国家的绿色转型。

黄益平： 自9月底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立场上做了大转弯。 转变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表现不佳，且第三季度增长未能加速，达成今年GDP增长目标的压力大增。

在新的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下，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表示，稳增长是首要任务。 尽管如此，能否在最后一个季度实现强劲反弹以实现全年增长目标，这仍有待观察。但我相信，随着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逐渐显现，2025年经济很可能会出现明显好转。 但上面提到的地方政府行为和特朗普关税政策则可能让明年的经济增速再次承压。

黄益平： 很难预测是否会有更多刺激措施出台，但决策层已展现出扭转经济形势的决心。如果未来几个月内经济形势没有好转，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可能将进一步加大。

政策转向是战术性还是战略性的？这一点仍有待观察。宏观经济层面的战略性转变很明显，但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是否会有更多的结构性改革。

高层决策者所采取的措施值得肯定，尤其是那些旨在安抚和重振私营部门的措施。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出台，包含31项政策举措。2024年7月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公平竞争和公平市场准入的重要性。目前，政府正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这将是中国首部专门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法律。

但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企业家仍在观望，期待看到这些政策得到落实执行的具体证据。

黄益平：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的政策能够迅速得到地方政府的执行。

然而当前，地方政府的处境十分艰难。随着土地销售下滑和融资工具受到严格审查，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十分紧缺。 在经历了三年疫情对公共财政的消耗后，一些地方政府为自己的公务员支付工资已经面临困难。地方政府当然也想重振经济，动力是有的，但他们的资源已经明显不足，甚至可以说捉襟见肘。

关键在于，当地方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帮助经济增长重回正轨时，中央政府或许应在政策实施落实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事实上，宏观经济政策属于中央政府的职责范围。我所说的“承担更多责任”，是指中央政府要拿出具体的财政支出以重振经济，而不仅仅是表一个态度。这种刺激必须足够大，以给经济带来真正的提振， 而且这种推动必须来自有最有决策影响力的高层，不能再指望地方政府创造奇迹。

过去，我国的地方政府常常发挥着宏观经济政策“放大器”的作用，但由于其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现在他们正在稀释或减弱中央政府促增长政策在落实中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