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而印度的困境在于，它既无法完全脱离西方体系独立领导“全球南方”，又难以调和其地区霸权行为与发展中国家集体诉求之间的矛盾。
若印度继续在“西方”与“南方”之间牟利卸责，其“全球南方”战略恐将难逃信誉破产的结局。作者继而呼吁，中印协同、集体领导才是“全球南方”的可能出路，而这需要印度重新审视其矛盾立场。
本文
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2期，原题为《
印度在“全球南方”想要什么？
》，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作为“全球南方”中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印既是“全球南方”合作取得成效的最关键因素，也是最不稳定因素。然而，
在明确将中国视为印度崛起进程中“最大外部阻力”的背景下，印度的“全球南方”政策已经出现“去中国化”的倾向。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日益出现越来越多的
“中印两个亚洲大国争夺全球南方”
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印度“全球南方”政策排斥中国的行为逻辑？中印是否在“全球南方”问题上陷入了代表之争？中印之争会对“全球南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全球南方”诞生于二战后的全球非殖民化浪潮，这一国家群体普遍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行动能够跨越区域乃至洲际限制，形成全球范围的多边协调与联动效应，它的发展经历过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数轮高潮。
冷战结束后，“全球南方”概念一度沉寂，进入21世纪后尤其俄乌冲突爆发后重新受到关注。
作为“全球南方”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印与“全球南方”的历史渊源也围绕着几轮高潮展开，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起伏。
“全球南方”通常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简称，其产生根植于冷战时期反殖民团结的共同愿景。20世纪50~60年代，一些从殖民枷锁中解放、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开始使用“南方”概念，表明其与工业化国家所代表的“北方”存在系统性不平等。这些国家地理上多位于地球南部，相互之间的合作被称为“南南合作”。
“全球南方”则是“南方”概念的延伸，指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非西方、反干预、谋发展的政治属性。
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是“南南合作”作为全球政治运动形成的一个里程碑，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式走上世界政治舞台。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创建，则是美苏冷战背景下第三世界期待联合自强的产物。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体现了新兴“南南合作”的政治维度，77国集团的成立则是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964年77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了一个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剥削和掠夺的集体联盟。至今，77国集团已经拓展至133个成员国。
77国集团试图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通过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和进口商品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交换问题，旨在实现“
公正和公平的关系
”，强调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国有化关键产业的权利。77国集团成立后，“全球南方”开始以集体组织的形态，依托现代国际合作的平台和机制，争取在全球议程中获得政治权力，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
中印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式接触都可以追溯到万隆会议。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提出“求同存异”这一“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还成功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万隆十项原则”。印度作为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之一，也在“南南合作”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印分别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和主要领导国，都重视发展和加强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
中国虽然
不是
77国集团的成员，但一贯支持其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并在“77国集团和中国”框架下与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印度是77国集团的成员，后者已经成为印度与“全球南方”国家展开合作的重要平台。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得“第二世界”不复存在，“第三世界”这个术语逐渐不再流行。相比之下，“全球南方”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更为中性的标签，因而逐渐得到推广。
但也正是由于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全球南方”国家的活动一度沉寂。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从印度的外交政策“雷达”上消失了。到21世纪初，“全球南方”才开始积累实质内容。
随着中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加快，“全球南方”再次活跃。
此时，“全球南方”逐渐代表一种新的愿景：
领导非西方国家，改变由西方主导的现存世界秩序的不平等现象，更加贴近“全球南方”人民的需求和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