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是一个蜡像，那不是我的妈妈！”
我是在十岁那年搬的家，半年以后，转年的大年初七，我的妈妈就病故了。
当妈妈活着的时候，尽管她体弱多病、弱不禁风，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妈妈会离开我。生病的妈妈，是生活里的常态。常常地，她喘不上气来了，然后，爸爸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医院看病，每回，她都能好端端地回来。妈妈的病弱是她的标志，我从没见过她真正狼狈悲惨的病容，因此也从不会感到紧张和害怕。我十一岁以前的生活里遍布着阳光和欢乐，还从来没有尝过发愁和忧伤的滋味。
我掐着指头盘算，过了年，我就十一岁了，过完这年暑假，就要上初一了。未来的日子正跳跃着朝我奔来。
这是一个和过去一样普通的喜庆的春节。大年初七，一个和往常一样的北方响晴的冬日，对联的红色还没褪去，天光亮得晃眼睛，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我在衣兜里装满了奶油葵瓜子，拿着小篮子和小铲子出了门。我要去挖野菜！出了家门，就是麦田。冬小麦在暖阳下油油地闪着光，田垄边已经冒出了一拨新绿，小篮子里不一会儿就装满了野荠菜。我找了个墙根坐下，把小篮子搁在一边，边嗑瓜子边晒太阳，顺带想想心事。又过了好一会儿，兜里的瓜子嗑完了，我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松土，准备回家。
走到校门口，远远看见我爸爸骑着二十八英寸的自行车穿过学校的操场，后座上坐着妈妈。“带你妈妈去看病！”爸爸说。我冲他们抬起小篮子，骄傲地说，“妈妈，你看！”妈妈说：“嗯，好孩子！”一切如常，我和他们擦肩而过。我想，过不了多久，爸爸又会带着妈妈回家，我们可以一起吃中饭。早晨姥姥说啦，中午吃烙饼，我要在烙饼里卷上加了荠菜的小豆腐。这么想着，我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但是我和姥姥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妈妈和爸爸回家。
当天发生的事情，是后来爸爸断断续续讲述的——
大年初七，医院里冷冷清清的。值班医生给妈妈做了青霉素皮试，妈妈并不知道自己青霉素过敏，不多会儿，呼吸就急促起来，妈妈捂着胸口叫爸爸的名字，喘着气说：“我不行了。”爸爸慌了，楼上楼下找医生，但是医院大楼空荡荡，找不到任何可以救命的医生。就这样，前后不过二十分钟，爸爸眼睁睁地看着妈妈在他面前断了气。
这是一次医疗事故。
那天的白天好像特别长，哥哥姐姐们不知去了哪儿，只有我跟姥姥在家。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光景，学校领导来了，他们避开我，跟姥姥说：“庄老师……在医院里不太好，正在抢救。”他们说得很婉转。
“妈妈在抢救哦，妈妈的病一定好严重，我该怎么办呢！”我趴在沙发上哭，眼泪把沙发的皮革打湿了，连晚饭也没有心思吃了。
天很黑了，我和姥姥一直没有等到最后的消息，也不见姐姐和哥哥回来。于是我想，爸爸、姐姐和哥哥一定都在医院里陪着妈妈，妈妈彻夜在抢救。
约莫到了八九点，我哭得有些累了，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蒙眬中，听见床头有人说话，原来是舅舅和表哥。他们的表情沉重又严肃，默默地看着我穿好衣服，然后，带着姥姥和我坐上了一辆车。
我上了车还在想，妈妈的病好严重，妈妈在抢救。大概只坐了十分钟的车，可我觉得那十分钟好漫长、好难捱。大人们都不说话，车里的空气重得像石头。
可是，车并没有开到医院，而是把我们拉到了舅舅家。一进家门，发现里头坐满了家族的长辈。见我们到了，最年长的舅姥爷上前对姥姥说：“这个，维华啊，早就熄了。”他用了“熄”这个字。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之前我没听过这个字，但我立刻就听懂了。舅姥爷的神态，姥姥的哭声，所有人的表情，都让我立刻懂了。可是之前，我一直在想的是，“妈妈正在抢救”，妈妈怎么就“熄”了呢。我一下子觉得无法应对了。
这是真的吗？之前，妈妈也无数次地喘不上气来，无数次跟爸爸交代后事，但每次她都变得好好的。我还记得，有一回，我放学回到家，看见妈妈躺在床上休息，她的脸色白得像纸。我搬个小板凳，坐在她面前，说，我给您唱首歌吧。我唱的是刚学会的朱晓琳的《妈妈的吻》。妈妈听着听着，把脸转了过去。妈妈哭了。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妈妈去世时是五十岁。我到了这个年龄，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才能想见妈妈在那个年龄离开，该有多少不舍和遗憾。可是那天，妈妈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永远离开了我。
当夜，我和姥姥睡在一张床上。姥姥整晚都没睡，一直在抽泣，我也一夜昏昏沉沉。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医院太平间，和妈妈做最后的告别。舅妈给我梳了一个奇怪的发型，死了妈妈的小孩，都要扎一高一下两个辫子，还在辫子上缠了白布。我被大人领着，穿过医院的走廊，走向太平间。来了很多人，他们看到我就哭了，我听见他们说，庄老师还有个这么小的孩子呢。太平间里简陋至极，面前一张一人宽的水泥台，上面还有可能是车祸死去的人残留的血迹，我的妈妈躺在上面，穿了一身临时置办的灰套装，穿着黑棉鞋，还戴了一顶毛绒绒的帽子，脸色蜡黄蜡黄。
我无法接受眼前的妈妈。那是一个蜡像，那不是我的妈妈！那时候，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和她相处，我一定是不哭的，一定是高度怀疑的。是的，我不相信，不相信不认可就不会有悲伤。因为那不是我的妈妈！可是那一刻，我被周围的哭声包裹和挟持了，我只能用撕心裂肺的哭泣来表达所谓的“正常反应”，但我在哭的时候，仍在怀疑：不对！这一切都是幻觉，是在演戏！妈妈马上就会坐起来跟我说话！
我后来知道，悲伤的情绪其实是来自心理上的认同。只有接受了现实才会真的哭泣，各种夜不成眠、泪湿枕头，那才是悲痛的表现，因为你接受了。
在妈妈的葬礼上，我只知道自己应该哭，但我的内心不接受。我夸张地跑上去，抱住妈妈。但所有人都拉住我，“不能抱！”他们喝止我，触摸死去的人在葬礼上是忌讳的，我无法触摸到妈妈，我连最后亲近她的机会都没有。我好想用自己的脸贴一贴妈妈的脸，可一旦靠近了，马上被人拖走，我挣扎着，挥舞着双手，我的手带倒了守灵的香烛……哦，这是最大的遗憾。我被套路化了，配合着各种符合葬礼的礼仪，十一岁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接下来是火化。漫长而艰难的等待，终于等到哥哥抱着骨灰盒低着头走出来。我迎上去，哥哥和我说了一句话：“妹妹，妈妈从此就没了。”他从来不叫我妹妹，这次却破天荒叫了我一声。调皮捣蛋的哥哥瞬间长大了。
我们埋葬了妈妈。下葬那天正下着大雨，满地泥泞，世界末日一般，我穿着白色的孝服，跟着送葬的队伍，走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地里。队伍前面的爸爸回过身来，我看见他的脸色蜡黄蜡黄，抬起头，灰黄的云伴着雨丝从天空飘过……
“我们让继母有了自己的家，但我的爸爸却失去了我们。”
我的童年彻底结束了，没有缓坡，没有过渡，断崖一般，戛然而止。
从此以后，姥姥留在了舅舅家，再也没回到我们家。除了妈妈的去世，没有了一直在身边照顾我的姥姥，也是我的童年结束的原因之一。
出于照顾，组织上安排大姐进了县城的学校教书，还让正在读高二的二姐辍学顶替了我妈妈的工作。我佩戴着孝布回到校园，一切都变了。
妈妈去世第一年的中秋节，家里冷冷清清，愁云惨雾。这时候，我二叔来了，二叔是个逗趣的角儿，他说他来陪我们过中秋。说着，他拿出一根棒子粗的胡萝卜，将中间挖空了，倒上油，插上一根灯芯，用火柴点亮了。这个惨淡的家顿时被胡萝卜灯照亮了，照暖了。大姐站起来，高兴地说：“我来和面，蒸馒头吃！”凝滞的空气活泛起来，大姐在客厅的桌子上揉面，二叔在和爸爸聊天，胡萝卜灯的火光映在天花板上，一跳一跳。我在心里默想：我数五十下，妈妈就会突然进来。妈妈没有扔下我们，奇迹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闭上眼睛，一直默数着……但是，睁开眼睛，妈妈没有出现，奇迹没有发生……
二叔的胡萝卜灯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永远的。大姐事后跟我说，那天晚上，她所有的眼泪都流在和的面里了。
就这样，我和姐姐、哥哥们互相支撑着，故作老成懂事，听着别人的同情和议论，我学会了面不改色。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维持着生活应该有的正常样子。晚上虽然以泪洗面，但不会夜不能寐，我的身上依然保存着属于孩子的玩心。
可是，爸爸却迅速衰老，那个永远坐在桌前写写画画、研制土法教具的爸爸不见了，现在的爸爸总是神思恍惚、萎靡不振。于是，爸爸的同事们走马灯似的给他介绍各种对象，丧偶的、离异的、未婚的，但总是不成。“日子还得过！”他们这么劝爸爸。
但是爸爸总遇不上合适的。好几次，学校领导张罗着给爸爸相亲，在我们家大宴宾客。两个姐姐在厨房里炒菜，我冲进去说：“爸爸为什么要找新妈妈呢？我们现在这样过不是挺好吗？”大姐心平气和地回我说：“我们几个总有离开的时候，爸爸需要有个人照顾他呀。”
三年后，继母终于来到我们家，她比我爸爸年轻了二十岁。
那是一位性格、样貌和我妈妈迥然相异的女性，她出身农村，性格泼辣，目不识丁，很年轻时就单身闯关东，在那里结婚、生子。后来，她的丈夫出工伤事故死了，她带着一个八岁男孩，不想在东北再嫁，一心想回老家。于是找到了我爸——一个郁郁寡欢中年丧偶的老教师。
当确定这个陌生人即将“入侵”我们家时，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大闹了一场。“我不愿意，爸爸，人们都说，有了后妈就有……”我哭着说。爸爸看了一眼年轻的继母，喝止了我。“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后妈接上我的话，接着说，“我来你们这个家，也是担子很重的，你们都没成家，我不是来享福的。”爸爸在一边打哈哈，对继母说：“红燕还小，还不懂事。”我反驳说：“我怎么不懂事，我们这么过不是很好嘛？”
两个姐姐和哥哥保持沉默。我后来想，爸爸也许已经和他们沟通过了，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和我沟通，也许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因为我个性强烈？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一天，我让爸爸手足无措。民间所有关于继母的传说都令我感到恐怖，我本能地抵抗着这个年轻陌生的入侵者。
然而，大闹一场后，事态并未改变。后来，继母评价我说，红燕小小年纪，脾气那么大，性格那么烈。
以抵御姿态进入的关系，必定充满了疙瘩、磕绊，即便称得上片刻愉快的时光，那也是被粉饰了的愉快。我们让出了我们的爸爸，让出了家庭里所有的决策权。我们让继母有了自己的家，但我的爸爸却失去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