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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安瑞和RDPAC也针对正在逐步推广的“两票制”做了调研。两票制是指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中国政府试图用“两票制”改变过去药品从生产厂家到医疗机构层层加价，多次开票的现状，节省患者费用和医保基金。
在安徽、福建等地，“两票制”已经在实行，甚至鼓励实行“一票制”。例如，福建省将全省分为11个配送片区，一个生产企业在同一片区只能指定1家配送企业配送本企业所有挂网药品。生产企业向配送企业开具的发票为第一票，配送企业向医疗机构开具的用于验收入库的货票同行发票为第二票。基础输液实行“一票制”，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输液可以实行“两票制”。
但“两票制”对于部分外资药企形成了障碍。长久以来，外资药企主要专注于研发和生产，将中国地区的销售委托给销售总代理负责，但在“两票制”之后，生产企业到销售总代理的流通环节记为一票，销售总代理无法再派送给分销商，销售总代理也没有能力直接配送到医院等医疗机构，这一障碍造成部分外资药企停止配货。
布安瑞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可以考虑销售总代理不计票，长远来看，中国应该有委托生产的概念，建立上市许可制度已解决药品上游流通中的有序性问题。
财新记者
：中国食药总局针对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现象进行了集中查处，发现有80%的临床试验数据涉嫌造假、不规范问题，比例之高令业内震惊，您如何看这一现象？
布安瑞
：我非常赞同中国食药总局严查临床试验造假的做法，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缺少一个完善的系统和制度来推进临床试验的发展，基本都靠制药公司做相关的跟踪和管理工作，实际上，临床数据造假的问题反映了系统治理的缺失，中国要创新，就必须把系统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工作做好。
这个系统的起点是医生，在国外，医生是有义务、有热情做临床试验工作的，医院也很重视临床试验，因为有新项目、新论文、学术地位和收入等方面的需求。但在中国，医生有很多的治疗工作和基础研究工作，对于临床试验工作，医生是没有动力来做的，医院也没有提供好的环境和机制鼓励医生参与临床试验，这是很遗憾的事，因为中国做临床试验的环境非常好，大医院多、资源丰富、患者众多，中国医生的诊断治疗水平也很好。
财新记者
：在中国，医院和医生也是看重论文、学术地位和收入的，这些条件也是医院和医生评级的标准，他们为什么没有做临床试验的热情呢？
布安瑞
：对于有临床实验资质的三级医院而言，临床试验在医院的级别评定中占比非常低，其中有两项条款涉及临床试验，在总分1000分中占12-15分。从收入的角度而言，现在有临床实验资质的医院多为大型三甲医院，
临床试验收入占医院整体收入的比例不到1%，所以医院是不重视临床试验的，也不会鼓励医生做临床试验。
对于医生来说，在医生的职称评定和绩效考核中，临床试验是没有分数的，不在标准之中。在经济回报方面，虽然制药企业向医院支付了高额的临床试验费用，这个费用与国外相比基本是持平的，但这个费用大部分归医院和科室所有，医生只能获得很少的报酬，因此医生无论从晋升的角度还是从收益的角度，都不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在临床试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