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们不能认为学生爱好新文艺是要不得的事。我认为这是好现象，我们应该指导学生向学习白话文的路上走。这应是中文系的主要道路。
只要一提到新文学、新文化，朱自清就无法保持平常的冷静。但这还仅仅是学术领域的事情，一旦“最高领袖”也要开倒车，也要背叛五四，朱自清如何能够安心，如何再能象以前那样信任“蒋委员长”，认同那个政府！朱自清虽然还沉默着，但他的内心与国民党发生了疏离。
▲1925年清华园，朱自清（右二）和友人
西南联大成为了民主的堡垒。在如火如荼的民主浪潮推动下，闻一多卷进去了，重新焕发了诗人的热情，而且进一步成为激烈的斗士。但朱自清还保持着“中年人”的温热，保持着那份理智和冷静。他觉得，象自己这样的中年人，“他们的精力和胆量只够守住自己的岗位，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不甘颓废，可也不能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物。”。他敬佩青年人不怕幻灭，勇于改造一切，丢掉传统，去建立一个新的理想。但他也担心这种改造究竟会给国家带来安定呢，还是进一步的动乱？他没有把握，他不愿向闻一多那样义无反顾地叱咤风云，做一个狂士；他仅仅愿意有所不为，狷而不狂，谨慎地调整过去的传统与原则。他以为，象自己这样的温和的调整者与激进的改造者“相辅为用”，可以“维持着活的平衡”，“比较快的走入一个小康时代”。
也许朱自清对“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有种天然的警惕，或者性格的局限，尽管在道义上他是同情学生、同情民主运动的，但一旦要付诸于行动，他总是怀有几份谨慎，尤其是回避针锋相对的场合。不仅是自己，而且对于过于政治化的学生运动，他也怀有某种警惕，不希望青年人都成为政治势力的工具。1939年，朱自清写过一篇《中年人与青年人》的杂论，指出中年人最不满意青年人的，是后者的“恃众要挟”；认为大学“如果只有集团组织和救亡运动两种作用，学校便失去他们存在的理由，至少是变了质了。”即使到了1946年春天，整个知识界都陷入激进的狂热时，朱自清还是希望将青年人的激情与中年人的稳健结合起来，“两下合作起来，才能办事”。
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让朱自清再次走出象牙塔的，竟然又是一次发生在身边的血案，这次流血的不仅有学生，还有自己的同事、大学教授闻一多。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特务、 打手血洗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学生死伤无数。年轻人的血，再次震撼了朱自清本已麻木的良知。第二天，联大举行死难者入殓仪式，朱自清没有去，他呆在家里，静穆地坐了一个多小时，反省自己的灵魂。此后一段时间，朱自清虽然还没有勇气再次走上十字街头，但他的内心却是波澜起伏，长久不得安宁。他痛恨这个残暴的政府，但更痛恨怯弱的自己。他在日记上写道：
我自我剖析，深感应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以丢掉自私与怯弱。
复员了，朱自清怀着沉重的内省，从昆明回到久别的北平。在途径成都的时候，他听到了闻一多遇刺的噩耗。他与闻一多平时虽然说不上有多深的私交，但毕竟同事多年。闻一多的鲜血彻底唤醒了他本来还在犹豫的灵魂。他再也抑制不住压抑良久的激情，满腔的悲愤化为一首燃烧着爱与恨的《悼一多》，这是他搁笔二十多年以后写的第一首白话诗。他主动承担起整理编辑闻一多遗著的重任，他觉得闻一多死得太惨了，“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促使朱自清走出象牙塔的，不仅有学生、同事的鲜血，更重要的在于他内心思想的变化——他结束了在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长期徘徊，终于接受了民粹主义。朱自清的这一变化，与当时思想界的民粹思潮再度膨胀不无关系。
▲1932年伦敦，朱自清与外国友人
继五四之后，抗战胜利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又一次掀起了民粹主义的高潮。如果说，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民粹意识还是源自西方的外来思潮，只是一种观念的产物的话，那么，到了四十年代，民粹意识就成为知识分子们对于社会实际的活生生感受了。在北平的时候，大学教授们蜗居在大学校园，对社会一般民众的生活有所耳闻，但毕竟感受不深。抗战以后，他们来到了大后方，沿途所见、周围所视，皆是贫困民众的一片惨状。1940年以后，由于恶性的通货膨胀再加上薪水又打了折扣，大学教授们从昔日的贵族沦落为平民。
为了弥补家用，只能各找门路。兼课的、卖字的、刻印的都有。朱自清为了送妻子回成都老家生产，竟然只能靠典当方才成行。贫困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不满，毕竟在战争期间，知识分子还是识大体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大后方出现了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触目景象。一方面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贫困潦倒，另一方面却是拥有特权的官僚们大发国难财，贪污腐败，无所不极，这一对比实在鲜明的社会现实，引起了知识分子们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强烈反应，刺激他们产生了一种与工农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平民意识。平民，成为在知识界出现频率极高的的中心词，这就为民粹意识的传播提供了深厚的心理基础。
为了抗议和改变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专制，在四十年代中叶的中国，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不过，对关于何为民主，知识分子们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有自由主义的，也有民粹主义的，而且后者的声势还更大一些。平民的社会意识与民主的政治要求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民粹化的民主主义，即怀疑西方民主的代议制，要求卢梭式的直接民主制。这种民粹化的民主主义，因为有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价值支持，比较起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更能获得一般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因此，抗战胜利前后的民粹主义，不仅有社会层面上的平民意识，而且也有政治层面上的民主要求。
▲1936年，朱自清（前排左）与友人在北平合影
这股再次涌起的民粹主义思潮深深地影响了朱自清。在晚年朱自清的笔下，再也见不到五四时期那种清新平淡的散文，而多是讨论社会和思想问题的杂文，而且大都以“论……”为题，如《论吃饭》、《论气节》、《论书生的酸气》等等。从这些杂文中可以看出，到抗战胜利以后，朱自清全面地接受了民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