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上最腐败的40年，竟是“镀金时代”的真相？

文化纵横 · 公众号 · · 2025-06-03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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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巨头们无时无刻不将自己的行为真诚化、合理化。也许最常听到的为他们自己辩解的理由便是他们正在缔造一个伟大的工业帝国；虽然浪费极大，但美国还浪费得起。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杰伊•古尔德（Jay Could），很明显是投机者、剥削者和破坏者，但大多数人都自诩工业巨头，不仅善于投机和兼并，更拥有史诗级的工业创造力。

此外，他们是美国神话中“平凡之辈也有机会出人头地”的杰出代表。工业巨头们出身底层或中下阶层；早年生活大多穷困潦倒，却勤奋刻苦、节俭躬行。 19世纪末期，安德鲁•卡内基曾公开表明，“主导社会的百万富翁一开始都是一贫如洗的少年，在最残酷却最高效的学校经受锤炼，而这个学校的名字叫贫穷”。除了他本人，卡内基还指出，这样杰出工业家比比皆是。这一观点得到许多传记的证实。当然，也有像威廉•范德比尔特（William Vanderbilt）这样的人，他的财产是他的准将父亲留给他的。还有一些人出身即富贵，如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arriman）和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还有一些人则与世家大族沾亲带故，比如亨利•克雷•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他的母亲出身著名的酿酒世家——奥弗霍尔特家族（Overholts）。但卡内基则是一个赤贫如洗的苏格兰织布工的儿子。菲利普•阿玛尔（Philip Armour）、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Gustavus Swift）、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和杰伊•古尔德也都是贫寒的农民家庭出身。吉姆•菲斯克的父亲曾是一家小型“流动货摊”的老板，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父亲则是一名售卖专利药的流动推销员。杰伊•库克（Jay Cooke）和詹姆斯•J.希尔（James J.Hill）一开始也不过是在边境当小职员。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虽然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但初到加利福尼亚州时也是身无分文。科利斯•P.亨廷顿14岁时便已自立。这些人足以信誓旦且地向世人宣称，他们今日取得的财富和权力皆是努力工作、天赋异禀的成果，足以成为紧抓经济发展重大机遇的典范，向雄心勃勃的美国中产阶级展示自己。况且，他们只是取得了人人都渴望的成功，且免受道德谴责，这在20世纪的病态回顾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他们足够自信，认为一切皆是囊中之物。这一观点之荒谬，以至于像希尔也不禁满腔怒火，他在北方证券的反垄断诉讼中这样说道：“回首往事，的确举步维艰……我们不得不同那些无所事事，只会装腔作势，坐享薪水的政治冒险家们进行生死较量。”费城镍业垄断巨头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对暗示他的企业“依附”关税优惠的言论颇为不满：

我向政府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远远大于我接受到的支持和帮助。我既不是穷光蛋，也不是律师。我是创造和维护国家财产的一分子，使国家能够脱离执迷不悟、性情古怪的立法者的魔爪，得以生存。

就连所经之处寸草不生的杰伊•古尔德，也猛烈抨击了那些想调查他的参议员：“是我们让国家变得富有，是我们让国家发展壮大。”约翰•D.洛克菲勒更是直言：“我的钱是仁慈的上帝给的。”卡内基说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 “垄断了一切”，并评价道：“很好，就该这么干。能管事的人已经来了，资源也该归他所有。”

那个时代的观念由商业大亨们量身打造。经济学家、记者、教育家和作家争先恐后地向其致敬，并在达尔文生物学和斯宾塞哲学中找到了极有道理的理论，年复一年，这一理论的受欢迎程度有增无域。自1859年达尔文所著的《物种起源》出版以来，美国知识界便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一新的生物学理论，为自己构建新的宇宙学。从达尔文及其追随者那里，他们了解到生活是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斗争，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将进化与进步混为一谈，这对于新兴阶级和新兴国家信心十足的发言人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他们认为，竞争性产业的激烈冲突似乎完美地映射了达尔文眼中的自然界，它正在催生缓慢但必然的文明进步。那些脱颖而出的产业显然是最适合生存和继续竞争下去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进化哲学中颂扬了必然进步，他全力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必须允许自然经济过程在不受改革者阻碍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斯宾塞在美国广受崇拜，而这是此前其他哲学家从未享受过的待遇。事实上，他在1882年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东方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领导阶层都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记者们则热切地报道了他是如何将自己的头号赞助人安德鲁•卡内基誉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因此，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自然会说“大企业的成长只是适者生存罢了”，而美国这朵玫瑰的辉煌只能通过牺牲周围早熟的花蕾来实现。詹姆斯•J.希尔断言：“铁路公司的命运是由适者生存的法则决定的。”而乔治•赫斯特（George Hearst）则进入一个商业巨头云集的参议院（人们也因此普遍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宣布：

我对书知之甚少，也鲜有读过；然而我游历无数，看尽世间冷暖。所有的这些经历，都令我的信念愈发坚定——参议院成员是遵循“适者生存”法则的。

通常，镀金时代的百万富翁们觉得没有必要立即通过大规模的慈善事业来证明自己。尽管他们在1865年至 1900年所赚取的钱是许多大型慈善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但几乎所有基金会都是在 1910年之后建成的，当时它们的创始人早已是风烛残年或与世长辞了。安德鲁•卡内基相信“积累财富是最糟糕的一种偶像崇拜”以及“很少有百万富翁能够摆脱造成社会上乞丐激增的罪名”。卡内基很早便深感内疚，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