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认真地写道。
显然，现在海德格尔认为自己在把文明从它衰落的地方拯救出来，而文明的衰落是由逻辑和科学的技术理性导致的并因为科技而贬值了。纳粹主义也有着返回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以再次发掘真正的德国意识这一目标。他在1933年的演讲中表现出的妥协也不是很明显。“Bekenntnis zu Adolf Hitler und dem.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的意思就是“效忠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宣言”。
德国人是唯一能够屹立于西方文明之林并使传统复兴的民族。
“极右”是纳粹党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坚定信念：民族共同体。这要求摆脱其他政体强加给德国人民的议会制度和现代主义的枷锁。
只有这样，种族和鲜血才能创造出理想的社会。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真正的英雄，如阿尔伯特·里奥·史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一个德国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对别人采取随机的暴力行为。尽管柏林的人们表示抗议，他还是在1923年被法国当局处死了，因为他在莱茵兰（Rhineland，同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接壤的德国领土，曾被宣布为非军事区）进行破坏活动。在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
Mein Kampf
）的第一页，他得到赞扬，纳粹党在执政以后以史拉格特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国家法定假日。对于海德格尔，史拉格特是真正存在者的楷模。很快，在担任校长后的另一次演讲中，海德格尔授予史拉格特荣誉，断言他死于一个“黑暗、耻辱和叛逆的时代”，但承认他的牺牲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将来对荣耀和伟大的觉悟”。
史拉格特告诉满意的大学听众，
“像学生一样行走在这些场地上。但弗莱堡不可能长久地支持他。他被迫去波罗的海（Baltic）；接下来去西里西亚北部（Upper Silesia）；然后去鲁尔（Ruhr）……他不能逃出命运的安排，所以他的死是世界上最困难和最伟大的，并伴随着坚强的意志和一颗明静的心。”
这也是《存在与时间》（
Beingand Time
）里的语言，在这本书里海德格尔详细说明了“真正的”生命。
一旦一个人找到了他存在的界限，这个界限将他从无尽的可能性中拉回来，这些可能性最接近的一个可能是安逸、偷懒和放松，让存在者（这里大体上是指“人性”）的命运变得简单。
这就是我们指明存在者最初历史化的方法，它取决于真正的果断，而且存在者会一直存在，不会死亡，它可能已经继承了但还没有被选择。
至于虚无，这一元素在二战后就在《什么是形而上学》（
What is Metaphysics
）中被存在主义者理解了。海德格尔说“我们知道虚无”，我们通过恐惧而知道了它，“恐惧揭露了虚无。”
听起来有点不祥……
但是海德格尔当弗莱堡校长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他在1934年辞职了，这一时期正在清除“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当时纳粹组织普遍敌视那些被犹太和资本主义思想所站污的国家。即使是这样，海德格尔直到1945年还坚持做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纳税成员。
1966年，在对他的演讲进行回忆的一个采访（德国《明镜周刊》）中，他解释说，从纳粹主义中他看到了“这里有出现新事物和新曙光”的可能性。
然而，他说自己后悔在1933年劝告学生让首领自己成为“存在的规则”。
被大众接受的海德格尔故事的版本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纳粹党的荒唐行为只是年轻时犯下的一个错误，是一个幼稚的学者对于政治和世故的一个简单的调戏。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辞去了自己的校长职位，并拒绝以后再参加纳粹活动。此外，即使在这段时期，他还试图保护大学不受纳粹主义的过度干扰，并代表犹太学生和同事亲自干涉纳粹当局。这个关于海德格尔年轻时轻率言行的故事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支持，包括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里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他们认为自己有非常充分的证据：海德格尔在1945年提交给“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委员会”的论文。通常他的两个句子的连接处不会少于12个含糊之处，而这一次却异常简练。他写道：“在1933年，我在弗莱堡大学全体出席的会议中被毫无异议地选为校长（两个弃权），就像传言所说，没有被任命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部长。”事实上，这个句子是如此简练以致他忘记提到自己的另一个头衔即大学“首领”，这是部长赐予的荣誉。他继续说：“先前我不渴望也没有一间学术办公室。我从来都不属于任何政党。”却没有提到他在青年团体“Gralbund”中的活动，这个团体是由里查德·冯·克莱里克（Richard von Kralik）建立的，他是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并称英国人和美国人为“被德国丢弃的人”。
他解释说，不管怎样他参加纳粹党只是为了促进弗莱堡大学的行政关系。
在我当校长后不久，在管理大学事务的两个职员的陪同下，区长亲自来劝我加入纳粹党，这与部长的意愿也相吻合。部长坚持说，这样我与纳粹党和管理部门的官方关系就会被简化。经过长期考虑，我声称自己为了弗莱堡大学的利益而准备加入纳粹党，但却以书面形式拒绝接受在党内担任职务或在担任校长期间和以后代表党的利益。
这里海德格尔再一次失去了解释原因的机会，如果他想减轻校长工作任务的欲望促成了他的党员身份，他每年都会延长任职期限直到1945年，这离他完成校长任务已经很远了。
相反，1934年后，他表明了自己慎重的抵触。
“我辞去校长职务以后，通过继续讲授，我对国家社会主义者要人的世界观的抵触日益增长……
国家社会主义者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且越来越不倾向于哲学解释，我是一个活跃的哲学家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我的反对立场。”
很多年以后，他的一个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因为对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的描述表现出“恶的庸俗”而被记住了，她被请求为一个纪念海德格尔80岁生日的文集写一篇文章。她以回忆自己第一次听说海德格尔为开端，追溯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
这只是一个名字，但他的名字却传遍了德国，就像神秘国王的谣言。关于海德格尔的谣言非常简单：“思想又有了新生命……有一位教师；他学会了思考。”
显然，他的思想并不是重点。但她接下来提供了关于海德格尔政治活动的解释，还回忆了柏拉图是怎样旅行到锡拉库扎（Syracuse）去给暴君提供建议的。“现在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曾经也屈服于改变‘住所’和参与人类事物的诱惑。”她写道。当他相当简单地参与政治后，柏拉图不得不返回雅典，并认为想进一步把理论付诸行动的欲望是毫无意义的。海德格尔受到的待遇“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柏拉图，因为暴君和他的受害者并不是位于海外，而是在自己的国家”，她继续写道：
柏拉图和海德格尔，当他们介入到人类事务后，他们就分别转向了暴君和领导者。
这不仅要考虑时代环境和表演人物，还应考虑法国人所谓的职业的畸变。暴君的吸引可能在理论上被很多思想家（康德是最大的例外）证明。
这样一来，阿伦特甚至成功地使海德格尔成为他自己思想的受害者。的确，他从带有某一荣誉的事件中浮现出来了：海德格尔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比那些后来评论他的人更快、更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