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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公谨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获数学博士学位后，朱公谨怀着为祖国效力的抱负和志向，当年就回到上海。
1928年交通大学成立数学系，朱公谨受聘教授并首任系主任。朱公谨长于数学分析，其研究偏重于实用及结合物理方面，如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理论力学等，当时国内数学界对此有专长者为数不多，加上他受到希尔伯特、柯朗等著名数学大师的真传，所研究的变分问题又是新学科，故深受国内学者推崇。
1937年，华罗庚也学成归国，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正教授，后来抗战爆发，他随学校迁至昆明，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执教，直至1945年。
民国时期的那一辈数学家，爱国之心拳拳，醒世之才昭昭，不仅数学造诣不俗，赖于从小打下扎实的文史功底，具有良好的国学素养，几乎个个是文理通才。
苏步青诗词造诣深厚，13岁学写诗，读初小时常骑在牛背上诵读《千家诗》，每次出差，提包里总放一两本诗集，如《杜甫诗选》等。浙江大学内迁湄潭时期，他和数学大师钱宝琮等创设湄潭吟社，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学者们在诗中寄托忧国思乡的情怀。1944年，苏步青以“游七七亭”为题作一诗：单衣攀路径，一杖过灯汀。护路双双树，临江七七亭。客因远游老，山是故乡青。北望能无泪，中原战血腥。
他们还自费出版了《湄潭吟社诗存第一辑》，收录各家诗词约100首。在苏步青96岁高龄时，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了《苏步青业余诗词钞》，共收近体诗444首，词60首。
苏步青以吟诗作对为长，朱公谨则有一支生花妙笔，善于撰写数学小品文，刊于报纸，为老百姓“普盲。”
朱公谨回国之初，人们普遍教育水平较低，数学基础相当薄弱，他在教学之余，自1927年起在《光华学报》连续发表“数理丛谈”的文章，这些文章通过学者和商人的对话，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实数理论、复数、群、射影几何、几何学原理及来源、微积分以及统计方法等。文章后来结集成册，由商务印书馆列为“算学小丛书”和“新中学文库”出版，自1935年出版后，到1948年8月已印6次，深受读者欢迎，具有广泛影响。
当时的中学生几乎无人不知这套书，著名数学家冯康就是其中一个。冯康在高三期间仔细阅读了“数理丛谈”，令他眼界大开。他首次窥见了现代数学的神奇世界，深深为之着迷，而这无疑成为冯康后来献身数学并成为著名数学家的重要契机。著名艺术家、文学家丰子恺先生在谈到他早年生活时，也曾经说到他对“数理丛谈”的喜爱和痴迷。
近代有名的教育家胡敦复、胡明复兄弟，也以博学多才著称。胡敦复被誉为“全能教授”，在创办私立大同大学的困难时期，哪门课没有人教，他就去顶，凡“数学”“物理”“国文”“英文”“哲学”“拉丁文”甚至“声韵学”，他都能教。
据长子胡新南回忆，胡敦复唯一不懂的是化学，也只有化学系没有他可教授的课程。因此胡新南报考大同大学时，特意选了化学系，以避开父亲的严格管教。谁知他最终还是没能逃掉，因为大一新生有一门必修课——逻辑，教授这门课的正是父亲。
抗战前，学者教授的生活是体面而优裕的，清华哲学教授冯友兰之女宗璞在《野葫芦引》中描摹过当时的生活，一清早家里会来几拨人，菜园子送新鲜蔬菜来，冰室送来一天所需的冰块，还有小贩挑着各种零食上门来卖。
这样的静好岁月随着战争爆发戛然而止。抗战八年，中国高校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知名学者陈平原以“摧不毁的大学”来形容战时中国大学西迁的颠沛历史。数学教授们和其他同行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研究和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