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强 | 我们为什么研习法律史？（上）

如果按照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和概念，在近代以前的中、西方法学体系中，其主干学科门类和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法律史学；从方法的角度而言，历史考证和分析是最重要的基本方法，即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研究历史上的法律现象和思想，以获得智识的支持、理解和论证什么是“法”，并据以剖判当时的案件、制定现实的规则。

在中国，商周史料零落，尽管后代儒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早期法律领域的具体实迹已不易详考。不过，至迟自秦汉帝制国家建立后，对历史上法律知识和思想的研习和重视，就始终是传统法律学术和实践的主流。汉唐时代的法律发展，经历了“儒法合流”的过程，具体而言，大致包括引经决狱、据经解律和纳礼入律等阶段和方式。 春秋决狱，即根据历史经典文本中的原则来解释法律、并裁断现实的案件；据经解律，是通过经典文本来解释当时汉代法律规范的具体内涵，也是借助历史的方式来解读法律文本；而纳礼入律，则将儒家所遵奉的历史上的古典原则和制度纳入法律。可以说，当时只有成功地解读了历史经典，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从立法到司法的各个层面，都离不开对历史的理解、对广义上法律史和制度史的把握。唐代以后，宋、元、明各朝对《唐律》的继承，已是法史常识；清代则完全继承了明代律典，因此《唐明律合编》的作者薛允升以《唐律》为理论武器，来批评清律的不合理。在薛氏看来，历史上的《唐律》是恒久的经典，真正的律学精华已蕴含其中，违背其精神和规范的各种变化都是倒退。所以，秦汉以降， 时人心目中的法学正统和精髓，就在对历史经典文本的解读和继承中 。需要注意的是，国人曾有过的这种对历史的重视，既包括前朝律令等法律文本中的规则和原则，更强调经史等经典历史文本。 前者往往在王朝更替时的立法中作用较显突出，而后者则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可谓经史皆法。

在西方社会的欧陆和英格兰也有过类似现象。罗马早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和法学知识的积累， 最重要的就是收集以往的诉讼程式 。到公元六世纪，在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主持下，把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四世纪（主体是公元二、三世纪）、而对时人来说已数百年前的经典法学家论述汇集起来，分门别类，整理成煌煌巨著《学说汇纂》。此后，欧陆经历了罗马法复兴运动和“共同法”（jus commune）阶段，各国的法学和法律建构都以罗马法为典范；在当时大学里学法律，就是学历史上罗马的制度。当然也存在各种当地的规则，如国王法令、封建法、城市法、商法，但与罗马法相比都不能称为学问、难登大雅之堂。 当时法律的学问，核心就是对罗马法的研习。逐步自成体系的教会法中，也留下了罗马法深刻的烙印； 后世也因此将这一体系称为罗马－教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