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人会质疑说，清朝的统治最后很腐败。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和刚才许老师谈到的另外一个话题一并讨论。许老师谈到，草原与农耕实际上说的是中国的南北关系，但是假如引入胡焕庸线的话题，又会发现一个东西关系。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所谓“地大物博”主要是西部，但“人口众多”绝对是指东部。
▲ 清朝官场漫画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到了清朝的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此前，中国人口从来破不了1亿。一旦超过1亿，马上天下大乱，最后通过战争，通过屠杀，人口又降到了几千万，于是一个新的朝代稳定下来了，慢慢发展，人口再到1亿，又天下大乱，发生大屠杀。而清朝人口一直到4亿才出事。
这是美国加州学派曾经谈到过的一个话题：中国人口到4亿多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人口太多了，产生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群人本来就没活干、没钱赚，所以任何工作只要付给他们一点儿钱，他们就肯干。这带来什么结果呢？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成为不可能，因为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人，用不着节省。这种技术变迁无法实现，就会导致中国无法内生性地出现工业革命。这一问题被美国加州学派定义为“内卷化”。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假如没有工业经济，单纯依靠农业经济，根本消化不掉，因此只能通过自我屠杀的方式来解决人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会陷入反复的、不断的大屠杀，这是胡焕庸线以东蕴含的另一个可怕的历史逻辑。
这个历史逻辑会带来什么结果？可以再回到对许老师书中的探讨：一旦到了这一步，就意味着加入世界秩序已经成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它在历史上首先表现为西方的到来。假如西方不来的话，我们永远都只能靠自我屠杀来解决人口问题。只有西方到来，才有别的可能。西方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经济模式，使我们有可能突破那样的一个困境。而一旦突破那个困境之后，在经济学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只有在作为一个封闭经济体的时候，过剩人口才会导向一个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这反倒会成为一种竞争优势。因为如此超大规模的人口带来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这使我们甚至有能力对世界秩序、世界体系带来冲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效应。而这个非常大的效应能够有效地展开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地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假如不能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那些过剩人口、超级便宜的劳动力只会为他人所用，而无法成为本国的竞争优势。为他人所用是去哪儿了？下了南洋，去了美洲、澳洲。但正是漂洋过海的这群人，他们接触了新的观念、新的制度、新的法律，这些东西反过来刺激他们去构想中国该怎么办，于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就走上了一条近代转型之路，而且这条近代转型之路发展到一定程度，革命这样一种历史努力就会进入。此后的历史进程直接进入到了许老师在《家国天下》这本书里所谈到的，如果我们要革命的话，过去的秩序我们肯定不要了，得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这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要建的新的中国，究竟它是什么？第二，它是什么样子的？它与我们的传统、与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书中，许老师给出了全方位的解答。
▲ 《家国天下》
许纪霖：
施展已经把话题引向了世界。从中国的人口过剩，看西方工业革命怎么拯救了中国的人口危机。这当然从经济角度可以做很多分析，但愿不愿意出海，愿不愿意往外流动，恐怕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在推动：一个是宗教，一个是伦理，另外一个是族群本身的历史传统。
恐怕今天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以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为分界，构成了由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共同组成的古代中国。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上海，更多接触的是江浙，这些年在广东、福建走得比较多，包括通过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我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从广东到福建，一直到浙江，比如说汕头人、闽南人、福州人、温州人、台州人、宁波人，这些人好像不能说是典型的农耕民族——黄土地出来的中原文化的人。这些地方的人特别会做生意，爱冒险，而且有一种愿意出去闯的劲头。当时主要是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下南洋，他们不是因为地理环境近，而是自身性格本来就是面向大海的。中国太大了，即使在汉族当中也会有差异，他们是汉族中的特殊族群，这些族群虽然也耕地，但很多也出海捕鱼，具有一种海洋民族的性格，和从西欧来的纯粹的海洋民族是可以连接得上的。
▲ 海洋文明
这就引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实际上中国文明还有第三个成分，就是海洋文明。外来事物一进来，中国往往马上就接上了，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大概最具有商业头脑的一个民族了。这些生意人大概更多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汕头人、温州人、宁波人。他们在中国算最会做生意的一群人，即使放到全世界也是所向披靡的，这是有传统在的。也就是说在在中国古代文明当中并不缺乏海洋性，只是因为农耕文明太强大，这种海洋性格被遮蔽了，只是一个边缘的小传统，但是海洋性文化到了晚清之后被西洋来的海洋文明激发出来，成为了当今中国的主流，因此蓝色的海洋文明不仅仅是外来的，它也是中国文明中内在的一部分。只是通过西洋的刺激，从边缘成为了主流。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的第一次开放和1980年代以后的第二次开放，中国在全球化当中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而其中最能进入角色的就是广东、福建和江浙这些沿海地区、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文明都市。从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这座城市，具有充沛的海洋民族的性格，有精明的商业头脑，也有冒险精神，而且注重契约意识，讲信用，流动性和世界公民意识都很强。
不过，中国沿海的海洋族群，毕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与西欧那些海洋民族不同，带有中国独有的特点。西欧的海洋民族，政治的权利意识很强，特别崇尚自由，最早产生了自由的宪政国家。但中国的海洋族群，比如下南洋的那些华侨—--哈佛大学的孔飞力教授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做了非常精彩的研究---虽然很会做生意，但是他们的政治权利意识很弱，自己的商业利益在哪里非常清楚，而且擅长和官府搞好关系，寻租能力是世界一流的。但他们很少有一种政治的要求，相比追求自由、独立、自治，还是更愿意做红顶商人。通过攫取官府和殖民统治者的特权，赚取垄断性利润。他们在经济上是强大的，但政治上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