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畹《泰山》方法论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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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年 1 月 24 日，沙畹首次登上东岳之巅。 1907 年 6 月 17 日至 25 日，他又在俄国弟子阿列克谢耶夫（ V. M. Alexeev ， 1881—1951 ）的陪同下再次对泰山进行考察。加之在华北其余地区调研时获得的材料，沙畹在《泰山》中使用的田野资料包括： 1. 泰山石刻的拓片； 2. 实地探访山间名胜景观后绘制的泰山全图； 3. 第二次登山沿途由随行的周师傅拍摄的照片； 4. 与泰山相关的物质文化，尤其是历史文物的保存状况，如第五章提及的某些石碑由于游客的涂改已经漫漶不清； 5. 从与居民的交谈中获知的文献或文化知识，如第二章提到的与登封知县林裕焘谈及阴与阳在山川文化中的含义。

明嘉靖四十四年碑文

再次，沙畹对资料的理解务求精准。《泰山》在方法论上的显著特点是对大量史料的翻译和阐释性注释。第三章到第五章译注了与泰山信仰直接相关的三种文献：《后汉书》《旧唐书》和《宋史》中有关封禅礼制的内容、不同时代的祭告文以及立于泰山之上的十一通石碑。阐释性注释的内容主要包括： 1. 某历史人物的生平信息； 2. 某历史事件的概貌及相关资料； 3. 某词汇或表达方式的出典； 4. 文献真伪及可信度的推定； 5. 对文献内容或形式的批判性阐释； 6. 与西文文献的比照； 7. 交叉注释指明同一文献如何被用在不同章节中。这些注释的目标很显然是保证沙畹的翻译臻于信达之境，同时建立文献网络，扩展阐释的可能性。诚如莫东寅所评价：沙畹的译注 “ 不特为翻译之品，且兼有考据之功 ” 。

总之，沙畹使用的形式多样的资料始终是互证互补的。这既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沙畹理解泰山信仰的准确度，又能允许作者以此为基础对宏观题旨提出富有洞见的观点。同样的方法论特色在附论《社》中也有所体现。作者搜索、考释、翻译和阐发了反映古代中国社神信仰方方面面的文献资料，并时常将历史记述与现实情况做对比，综合地分析根植于中国宗教思想中最原始的情感。我们或可将这种收放自如的研究方法命名为 “ 多重证据法 ” 。但是必须指出，文献始终在 “ 多重证据 ” 中占主导地位。这也是《泰山》以及沙畹的大多数研究呈现出 19 世纪语文学风格的主因。

学科分支的建立

受惠于沙畹的研究者不胜其数，我们只能挂一漏万地提及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作，分析他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反思与创造，以描述从《泰山》发展而来的庞大研究网络。

从 20 世纪初至今，东岳研究一直没有从西方汉学家的视野中消失。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研究者致力于补充和发展沙畹的研究。有的学者尝试搜集未被《泰山》囊括的一手资料。沙畹的学生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 ）于 1921 年拓印并翻译了一通不见于《泰山》的石碑，讲述了 1900 年前后泰安县令如何为防止轻生者于 “ 舍身崖 ” 自杀而订立规制。慕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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