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章认为,新的形势下,中国要用新的思路推进金融开放。质言之,中国要打开一扇金融开放之门,通过门来实现新时期的金融开放。与此同时,中国还要给出明确的关门规则和具体做法,让市场和金融机构更准确地了解监管当局的意图,从而实现市场和监管部门的有效互动。
近期,国务院再次发文,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引起了市场和学界对金融开放问题的广泛讨论。在这些讨论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2017·径山报告》
值得重视。
这份报告的主题是“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重点围绕中国金融开放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应该说,这份报告对金融开放相关议题的讨论兼顾了深刻和全面两个维度,是近年来少有的能系统梳理中国金融开放进程和问题的研究。其中,
“进一步开放跨境资本流动的大前提下,适度的、临时性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可能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和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判断尤为重要。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学术界曾对金融全球化给予非常高的期望。著名的金融学家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中曾力挺金融全球化。在这本书里,米什金列举了很多金融全球化的收益,包括金融全球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创新等等。但是,次贷危机让大家意识到,金融全球化也不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有可能加剧风险的爆发和在国家间的蔓延。于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流经济学家对金融全球化的反思越来越多。
事实上,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关于金融全球化的质疑声音就已经开始出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泰国经济正经历高速增长,为了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参与到国内建设中,泰国政府放开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意味着失去了控制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屏障。此后,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泰国。这些资本开始是会流入实体经济,后来逐渐开始炒房炒股。等到泰国经济出现问题,各类资本突然快速流出泰国,对泰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泰国政府试图用外汇储备来对冲资本流出,抵御投机者的冲击,但最终宣告失败,不得已允许泰铢大幅贬值。至此,东南亚金融危机拉开序幕。随后,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挨个步了泰国的后尘,成为国际资本攻击的目标。反观当时的中国,由于实施了严格资本管制,短期资本不能自由出入,因此躲过了国际游资的攻击。
事后来看,这些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扭曲,同时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亦出现了失误,这都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是,过早过快推进金融全球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同样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认同。此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2006年在北京大学的一场讲座中,就明确提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需要认同对资本流动的谨慎限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管理好资本账户是促进发展的关键措施”。这一观点同样出现在罗德里克2011年写的《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与Rodrick观点一致的还有国际贸易专家巴格瓦蒂。巴格瓦蒂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认为商品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在逻辑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反对资本的自由流动。英国金融服务局的前任局长阿代尔·特纳爵士和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对金融的过度自由化和盲目创新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