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230万耳环”激怒年轻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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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时代的矛盾

一战之后，韦伯面对政治意识蓬勃而似乎陷溺在追求“没有结果的亢奋”中的德国青年一代人，他在慕尼黑大学“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呼吁一种心智成熟和政治成熟，倡导“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互补相成”。 韦伯所言的生命态度乃至情调，以及面对去魅后世俗时代的悖谬性时，仍旧坚持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于不坠，与其所言的“活出时代的矛盾”无疑有 隔代呼应之趣，而在我看来，这种生命意识和人生态度，恰恰是青年人应该持守的价值。

2014年《南风窗》为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而做了一期“青年归来”的专辑。从这个专题的几篇报道中可见，当代中国青年在巨变中也在急剧地分化。一群“出身于优裕家境、接受过顶级教育的年轻人，选择的不是代表着财富和权力的金融行业、世界500强、上市公司，而是中国偏远农村的孩子们的教育。然而，这或许正开启着走向未来的一种新的、规模不大的但新潮的社会趋势。 越来越多成长于丰裕社会的年轻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去选择一种能把个人的小兴趣与这个时代的大责任相契合的生活” 。 这无疑是对青春精神的最好诠释，选择的是一条不主流、服务公共利益和底层社会的艰辛道路，青春意味着首创性和“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信，而不是顺从主流社会的逻辑。 而另外一群 则在归国之后大多数与世沉浮。当事人感叹“现实就像个大黑洞，青年人的理想被吞噬得差不多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越来越强，面对现实又缺乏改变的勇气”。而根据记者调查，在很多国家、地区现代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青年们，则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相与光谱： “ 抵御、融入、逃避、顺应……青年们选择这样与这个时代相处。时代在他们那里是一个自变量，而他们则成了因变量；时代塑造了他们，而他们对于时代无能为力 。 ”

时代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似乎吞噬着一切变革的可能性，而焦虑感，是黑洞中最触目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青年人因其青春的心灵，往往对一个时代的苦痛、矛盾最容易感触到，而青年人因为掌握的各种政经资源乃至话语权的有限，往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面临最醒目的鸿沟。 而从晚清以降，无论是少年中国说，还是五四新青年，或者之后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新青年等，青年的意象被赋予太深重的政治内涵。青年群体被寄予“读书不忘救国”的厚望，成为各大政党争夺的对象。所谓 “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 ，而与此同时，青年文化并未在一种自由、自发的社会秩序中开拓出更为多元的面相。研究青年文化的社会学家陈映芳曾在一篇短文中说：“ 在中国，年轻人社会化的过程里，他们心理、性格、情感等的发展以及他们的主观意志、权利意识等方面的社会化一直是被忽视的甚至是空缺的， 高度角色化或过度角色化一直是重点。 ‘高度角色化’正是指社会将孩子顺应角色规范视为社会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内容。 ” （陈映芳：《青年与“青年”的解体》） 因此出现国家、社会对青年人的角色期待，与青年人的自我期许之间的矛盾、错位乃至冲突。换言之，青年人的主体性，在100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没有主体性，何来创造性？

从“蚁族”、“工蜂”到“鼠族”，从《蜗居》到《奋斗》，从《小时代》到《天注定》，从二代现象到高富帅、白富美、丝等，这个时代流行的词汇和影视作品及其引发的强烈共鸣，都可以让我们窥察到隐秘的人情与世态。 青年处于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承受着昂贵的房价、医疗和教育的系统压迫，更承受着单一的成功价值观的压迫。为了生活甚至是生存，或者说以生活的名义，什么都是可以被允许甚至鼓励的 ，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青年文化景观：这是最牢骚满腹压力重重的一群人，但同时又是最生机勃勃地在奋斗，其实也就是变相地支撑社会上那些不合理机制的一群人。 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矛盾都浓缩在青年群体的心灵之上，可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却不愿意真实地面对这种矛盾性，宁可以小清新或自嘲的方式戏谑地化解这种矛盾。不是活出时代的矛盾，而是学会遗忘时代的所有矛盾，活在时代的表层并浅尝辄止于其中，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态度。

按照常理而言，青年人应该是追寻自我、独立的一群人，可是今天的中国青年仿佛一盘散沙，在精神上是孤独的，在生活上是孤立的，成了一群社会转型中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者，因此这种自由感是向内探寻的，或者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寻觅的。 正因为很少直接地介入现实，赤裸裸地面对这时代的矛盾，青年人的激情就成为一种自我消耗的情绪 ，在一个内心的小宇宙中循环发散，被普遍的无力感侵蚀，一旦面临经验的现实，就出现虚脱麻木的错愕，人成了一堆无用的热情，与阿伦特意义上的世界不再发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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