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停摆，招聘岗位严重缩水。是按原本的就业方向逆风前行，还是换一条跑道摸索，不少毕业生站在就业的十字路口踌躇不已。
对于文科博士毕业生来说，做学术似乎是默认的道路。除此之外，文科博士毕业生还有其他的职业可能性吗？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生陈晨，分享了他从人类学研究跨界到产品设计的体悟。
以人类学为例，陈晨分享了一个数据，根据美国人类学学会的统计，每年的学术工作职位数量大约能吸收80%的博士毕业生。而据美国劳工局2014年的数据显示，非学术领域雇用了7700 名人类学以及考古学家，高校则雇用了6000名。就业市场的现实让更多的人类学博士生走向了企业而非学术界。
陈晨在找工作的时候，曾经找一个师姐聊过职业规划。师姐对他说：“我们学了这么多年了（注：美国人类学博士完成学业大概需要七年），除了继续搞学术，还能搞什么呢？”陈晨当时被师姐“问懵了”。“这么多年的训练，你可能真的对外面的世界也没有那么了解了，除了你的田野点你做的那套东西，你的知识非常有限，”陈晨说道。
陈晨坦言，以人类学为例，博士生的数量是过剩的，导致学术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很多人拿不到比较好的教职，只是在打一份又一份的学术临时工，”他说道。“我认识很多年轻的学者，他们生活在这个制度下面非常的痛苦。 ”
此外，人类学博士生进入到商业领域还会面临语汇和思维模式的转化。在词汇方面，人类学研究用到的专业术语和企业里的商业用语，是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在思维模式方面，人类学是比较理论导向的，而企业的思维往往更实际，着重市场效益的考量。
陈晨还提到，美国人文知识界往往对商界有一股排斥的心理。“（人类学学者）觉得我人类学做的一些东西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那我自然需要跟它保持距离，不愿意去沾染资本主义运作的这套逻辑。”
但在陈晨看来，人类学和业界是有可能对话的。他觉得人类学背景的学生进入到企业，是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如果你给Facebook给Google给腾讯这些地方提供设计建议，他们的APP会投放到几千万人，其实你在影响非常多的人。 ”
陈晨还觉得，人类学的理论和反思如果运用到商界，也许能逐渐改变资本运作的逻辑，让产品和服务更加“向善”，以用户为中心。此外，业界的实践对于学界也是一种反馈，可以让人类学的知识更加丰富。
陈晨和业界结缘，始于他的博士论文。他当时研究中国的相亲市场，每星期去北京中山公园的相亲角蹲点，观察父母们如何帮自己的孩子相亲。他还想知道相亲网站的用户如何建立自己的档案，如何与别人互动。于是他就联系了百合网，想进到公司当一个红娘，但可惜对方不太接受男性做红娘，最终安排他到了研究规划部。在那里，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产品——相亲助手。通过让用户回答问题，相亲助手可以收集一个人的兴趣数据，为用户匹配相亲伴侣。
在参与产品设计的过程中，陈晨用到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做了不少用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经历了这个过程后的他发现，相比学术，自己对用户体验研究更有兴趣。
陈晨认为，从人类学转到用户研究，需要一个研究方法的翻译过程。他刚开始在美国找工作的时候，面试时讲自己的研究案例，对方听得一头雾水。“有的人是人机互动出身的，有的人是设计出身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可能完全不明白人类学的术语。”
他举例说，人类学的面试者往往会说自己用了“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但对于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陈晨认为，“田野民族志”可以细化出很多个问题，继而转译成企业可以理解的语言。比如，访谈的平均时间是多长？采访了哪些人？选取采访对象的标准是什么？访谈模式有什么？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访谈模式？访谈的局限性有哪些？
为了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陈晨还在毕业前夕学习了如何使用定性研究的软件，补了补自己技术上的短板。他认为，人类学教育比较注重思维的训练，在研究方法的训练上不够系统，而后者往往是企业更需要的技能。三个月时间里，陈晨投出了几百份简历，最终收获了一家软件公司的Offer，正式地从学界迈向了业界。
异曲同工的“民族志”和“情境探访”
在工作中，陈晨发现人类学和用户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是可以打通的。在方法层面，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ethnography)”和用户体验研究的“情境探访（Contextual Inquiry）”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理论层面，人类学的“理念型（Idealtype)”也可以对用户体验研究的“用户画像(Persona)”有所启发。
聊到“田野民族志”和“情景探访”的对比时，陈晨认为可以把“情境探访”看成一个快速的“田野民族志”。田野民族志的持续时间一般会维持几个月到几年，研究者可以通过深度访谈和浸入式观察，来体验和反思社会生活；情境探访往往只维持2-3周，其目的是为了验证产品概念，了解潜在用户和使用场景。
“比如你想面对农村地区的学生，设计一个远程教育的app，你就要实地去到一个农村，调查这个村子的收入情况，学生的家庭情况，他们是用安卓手机还是苹果手机，他们一天用手机多长时间，手机联网的速度怎么样，新的app是否和他们的手机兼容，”陈晨说道。“你可能在那个村子里面要住上几天，跟那些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的观察他们。这其实已经非常像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了。 ”
陈晨觉得“田野民族志”和“情境探访”有不少交叉点。比如两者都强调沉浸式体验，都要去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和语境，去理解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从中提炼出社会行动者的价值和行为模式。此外，两者的记录媒介基本相同，都是通过文字、影像和声音。
除了情境探访，用户体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还包括制定用户画像。用户画像往往基于用户数据，刻画出用户群体的典型代表，一般包括人口学数据，用户需求，期望，痛点，典型行为方式，访谈语录等。
陈晨提到，用户画像在产品研发中是一个很高效的沟通工具。“很多不跟用户打交道的人，比如程序员、软件工程师、产品经理，还有决策者，他们都需要了解用户画像，这样就可以在产品研发中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有利于去除杂音，帮助我们决定优先开发哪些产品功能。 ”
陈晨说，大部分用户画像要不然过分笼统，要不然流于琐碎，简练且准确的用户画像是很难做到的。不过，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可能会给用户画像的刻画注入不同的思考。
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念型（Idealtype）”，指的是特定现象的特征并不能反映全部案例的特征。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应基于抽象和虚构的概念，而并非去追求实证主义层面上的“平均值”。因此，“理念型”也是区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概念。
在用户画像制定中，陈晨从“理念型”概念获得的启示是，“非典型”的“极端”案例在某些情况下更有用。“比如我发现了一个社会机制。我可能研究了10个村庄，只在1个村庄里面看到了这种机制，但这不代表这一个村庄里面的这种机制就不重要。它可能是在其他村庄的运行机制之上，更深层的一种运作形式。 ”
陈晨认为，“浮光掠影的问卷调查以及其他定量方法并不能建立具有解释力的“用户画像” 。好的用户画像应该着眼于刻画用户的深层行为模式以及价值系统。”
陈晨还联想到了韦伯提出的四种社会行动类型：基于目的理性，基于价值理性，基于情感，基于传统和习惯。陈晨认为，大多数用户画像只考虑到了“目的理性”的层面，即单纯考虑产品的目标要怎样满足用户需求。但在“价值理性”“情感”“传统和习惯”三个维度，产品设计都可以发挥空间。
陈晨提到，华为手机在中东市场推广的时候，推出了一个“礼拜闹铃”功能，就是考虑到了当地穆斯林需要定点礼拜。这背后就体现了对当地宗教传统的理解，对价值理性的呼应。陈晨还认为，产品设计者还应该考虑人们消费时的情感需求。他提到社会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对购物的研究，认为消费活动也可以作为“爱”的展现。
陈晨相信，在思维方法和问题解决能力上，人类学的训练是很优秀的。如果人类学的毕业生可以将做学术时练就的素质翻译为业界的专业知识，他们也能成为优秀的产品经理、产品设计师、记者、媒体运营者， 用户研究员、市场分析师，创业者、政策研究者、人力资源专家，公共关系经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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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晨看来，“翻译”的前提是“理解”，“翻译”的目的是向受众“解释”。“理解-翻译-解释”的工作流程，无论是田野民族志还是商业实践，都是互通的。
陈晨觉得，无论身在何处，拥有人类学的想象力很重要。“如果你看到一个萨满的头饰和一副VR眼镜，你可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但再过几千年，当考古学家挖掘我们的文明的时候，从他们的眼光来看，也许这两个东西就不一定是没有联系的，”他说道。“你带上一个VR眼镜，你就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里面了；你带上一个萨满头饰，你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动物，你可以穿越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它们都可以让人进入到超越自己的体验里面。”
“人类学最重要的就是去勾连这种不同，去建立一种联系，这才是人类学真正的想象力。 ”陈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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