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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境不平等遇到经济不平等：为什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不存在？
Lucas Chancel, Malcolm DeBevoise, translator. 2020. Unsustainable Inequalitie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Enviro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ources:
https://www.iddri.org/en/publications-and-events/blog-post/unsustainable-inequalities
https://blogs.sciencemag.org/books/2020/09/08/unsustainable-inequalities/
https://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984653
飓风是否会区分富人和穷人？地震是否会针对特定受害者？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如何影响发展目标？在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责任的学术探讨中，我们对收入和能源消耗之间关系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植根于如下想法：社会不平等会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减少，从而减少环境不平等。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似乎并不存在。
法国经济学家卢卡斯·尚塞尔(Lucas Chancel)所著《不可持续的不平等：社会正义与环境》翻译为英语，近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基于作者在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的实证研究而写成，探讨社会正义与环境可持续性的交叉领域。本书论述环境与社会经济不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种恶性循环。尚塞尔从代内经济不平等的角度进行论述，认为社会不平等是环境不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导致富人消费更多，穷人失去环境资源的恶性循环，面对环境冲击穷人变得日益脆弱。
在不平等日益加剧和地方性失业的背景下，环境政策往往被视为额外障碍，甚至被视为不利于穷人的措施。事实上，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宣布美国将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正是因为他声称该协定不利于美国工人。然而，环境和社会经济不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各国环境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个恶性循环。无论是在全球北方还是全球南方，富人受到环境风险（污染、与气候有关的不幸、自然资源成本的波动等）的影响一般比穷人小，而穷人既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免遭环境风险的影响，也没有办法在灾害发生时恢复。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给新奥尔良带来的灾难提供了一个悲惨的例子，说明当不具有同等程度的韧性的富人和穷人面对灾难会发生什么。环境不平等的不公正从机制上强化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不公正：由于污染，或者在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被破坏，健康状况恶化使最贫困者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从而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更加恶化。导致这一现象的动力机制即为贫困—环境陷阱。
在这个恶性循环之外，还必须加上另一个恶性循环，即环境破坏责任的不公正分配。与某些人观点相反，人们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因为有能力减少污染而努力去减少污染，这是不正确的。除了极少数例外，最富有的人生态足迹也最大。用技术术语来说，并不存在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收入与污染呈倒U型曲线）——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污染水平不会再上升，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污染水平就会下降，此时环境开始神奇地得到保护。对于大多数最有害的污染物，特别是温室气体，以及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所需的水和土地使用需求，并不存在这种倒U型模式。因此，社会环境不公具有两重性和对称性：最大的污染者通常也是那些受环境破坏影响最小的人。
还须记住，在决定环境命运时，因环境退化而受害最深的人往往是最没有发言机会的人；他们也是受没有直接考虑到他们利益的环境保护措施影响最大的人。
因此，环境不平等可以分为五种形式：获得自然资源的机会不平等；暴露于环境风险的程度不平等；对自然资源退化承担的责任不平等；受环境保护政策影响的程度不平等；在有关自然资源管理的决定中的发言权不平等。
最贫困的人获得诸如水、电和优质营养等环境资源的机会也最小。例如，收入极低的印度公民只使用4千瓦时的电力来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而富裕的印度同胞则使用10倍于此的电力。在法国，收入最低10%的人人均使用73千瓦时，而最富裕10%的人则使用262千瓦时。并非所有人都具备相同条件来应对环境风险。这种评估尤其适用于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在法国，有5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城市工人阶级承担了大部分的负担，他们比一般人花更长的时间用于公共交通之上，并且往往居住在通风不良的房屋中。当遇到洪水、干旱或严重风暴等自然灾害时，最贫穷的人最容易受到影响，也最容易受到伤害。在英国，在收入最低10%的人口中，有16%的人居住在洪涝风险区，而收入最高10%的人则不到1%居于洪涝风险区。在国际上，超过25亿人生活在距离海岸线不到100公里的地方，其中超过7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最贫穷的人受到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破坏后果的影响最大，但他们却并非环境破坏的始作俑者。在国际上，最富有的10%的人（以欧美人居多，但也包括富有的中国人、沙特人或拉美人）排放了45%的全球温室气体，而对于50%最不富裕的人来说，这一数字仅为13%。当收入增加1%时，碳排放的增加幅度在0.6%到略高于1%之间，具体取决于国家，中位数约为0.9%。将收入增加与排放增加联系起来的数字称为“收入—排放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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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法国穷人与富人能源消耗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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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环境不平等：最贫穷的人更难获得市场销售的自然资源(例如能源)，他们也更容易暴露于环境风险之中，因此更容易受到伤害。此外，经济不平等是温室气体排放不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第二，环境不平等加剧了现有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获得数量有限的能源的机会不平等，对身心发展和教育机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地暴露于污染和其他来源环境破坏的影响，加剧了原有的弱势处境。 将社会正义置于可持续发展运动的核心，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实行的社会和环境政策都必须进行全面改革。既维护社会正义，又保护地球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在建设社会国家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我们需要重新设计社会国家，以整合环境风险测量和传统的社会保障工具。首先，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来测量环境不平等的状况，国内生产总值(GDP)仍被用作衡量进步的指南针，但它没有考虑不平等或环境恶化的问题。为此，联合国执行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值得称道。所有国家，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决定实施一套明确考虑减少不平等和环境保护的指标。尽管采用一个共同指标来衡量几个维度的进展还远远不够，但这是一个真正的进步，需要依靠公民社会让政府负责。我们还需要协调传统的社会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环境税——包括碳税或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化石燃料的补贴主要使富裕阶层受益，而他们的生活方式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因此，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是一种具有社会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措施。然而，几年之内，当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公民都拥有自己的汽车时，实施这种改革将成为一个巨大社会挑战。因此，现在正处在这一历史性的机会窗口，不应错过，正如本书所述印度尼西亚或伊朗最近采取的改革那样。最后，社会国家必须全面地（包括国内和全球）审视其现有政策的影响。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和环境不平等，国家层面的社会政策很快就变得无能为力。民族国家必须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共同推进这一点。同时，社会国家必须把目光投向国家以下的行政管辖区，与地方运动联合起来，利用地方的能量，因为地方有着多种多样的倡议和团结形式。公民组织对社会或环境说教持谨慎态度（有时理当如此）。然而，如果没有社会国家的保护伞或国际协调，它们也无力承担社会和环境危机的责任。因此，有必要摒弃全球行动和地方行动之间错误的二分法。事实上，上文勾勒的社会国家的必要蜕变已经开始。吊诡的是，这种转型既唾手可及，又遥不可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少积极的例子。然而，要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公民、研究人员、私营部门和民选官员发挥更大的想象力、精力和决心。在如今被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病颠覆的世界里，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对环境恶化承担同等责任的目标，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及。在前新冠病毒大流行时代，已经有许多国家并未实施或参与争取当地和全球的环境正义的努力，而平摊环境污染责任的税收计划也被证明是极不受欢迎的。而尚塞尔认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共同的指标框架鼓励各国相互学习，但社会不平等的持续上升却提醒人们，未来的道路异常艰难。
来源：“城读”微信公众号；作者：Lucas Ch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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