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到了，还来得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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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1981年，国家计生委组建，1982年，计划生育被写入十二大报告，并落实到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自此，“严格一孩”计划生育国策上升到全民高度，并开始被长期推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等标语更是刷满大街小巷。

围绕着计划生育，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最典型的就是1990年央视元旦晚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海南岛”、“少林寺”、“吐鲁番”等名字，一定深深烙在了80后、90后以及他们父母一辈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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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生优生”到“全面二孩”

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原本预期只执行30年，这在1980年中央的一封《公开信》中有所体现：

“……现在我国约有五亿劳动力，预计二十年后还要增加到六亿，就是到二十一世纪初，每年还会增加一千多万个劳动力。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早已料到计划生育绝非永久之计。事实上，不少人口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2000年是计划生育调整的最佳时间点。可惜因为种种原因一拖再拖，这也无形中让计划生育政策在国人心里日益根深蒂固。

这其中，又以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东北地区落实得最为彻底。受旧经济制度红利的影响，东北的计划思维早已成型，且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对于上头的计划生育政策，自然是恪守不渝。倘若一个不小心多生了娃，轻则罚款，重则搞不好会丢了国企“铁饭碗”，后果对于他们来说，必然是不可承受之重。于是，严重的人口外流与新生人口的跟不上，也成为了阻碍东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说回计划生育。

不可否认的是，实施计划生育作用的确立竿见影。这一点从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公式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内出生人数－年内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中就能窥探到。1982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68‰，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降至4.96‰（详见图1）。倘若不考虑人们主观上的生育意愿，那么我国人口总量还真是得到了有效控制。

30多年的计划生育效果，不仅体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上，还体现在2012年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上：与经济增速同步大幅度下跌的，还有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由前一年的9.25亿人减少至9.22亿人，减幅为345万。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第一次下降。此后几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2016年减少349万（参详见图2）。

用经济学术语来概括，这叫“刘易斯拐点”已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与此同时，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呈现出日渐严重的老龄化态势。其实，早在本世纪伊始，我国人口结构就已经具备了老龄化社会的特征，即65岁以上的老人所占比重超过7%；而后，这一比重更是节节攀升，2016年已然达到10.8%，也就是说，每100个中国人里，就有11个65岁以上的老人（详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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