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4日11时45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得主分别为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杜夫洛（Esther Duflo）（女），以及来自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出的贡献。三位获奖者将均分900万瑞典克朗奖金。
此外，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与和平奖得主已经分别在10月7到11日陆续出炉。而今天公布的经济学奖得主为2019年诺贝尔颁奖季划下句点。
针对此次获奖者的获奖理由，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称，“虽然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依旧是人类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目前，仍有7亿多人收入处于极低水平；每年，约有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来可以通过廉价的治疗方法预防或治愈的；世界上仍有一半儿童辍学。而今年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实验性方法，以减少全球贫困，即庞杂的问题切割成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等。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他们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Michael Kremer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试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并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常与Michael Kremer一起，很快就对其他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诺贝尔奖官网称，“获奖者的研究结果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在实践中与贫困作斗争的能力。作为该研究的直接结果，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二次提及“贫困”。201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英美双重国籍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凭借“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获奖。
据悉，评选委员会在官方宣布名单之后与获奖者公开通话。
作为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女性，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的第二位女性获奖者，埃斯特·杜夫洛在接到电话时表示，自己并没有想到能够获得这一奖项。她表示，自己“希望证明女性有可能成功并获得成功，这将激励其他女性继续工作，并促使其他男性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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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另一位获奖者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杜夫洛是夫妻，他们在麻省理工大学共同创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目前，该实验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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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曾经共同编写《贫穷的本质：如何逃离贫穷陷阱》一书，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他们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这对夫妇对于中国问题也有过研究。2012年，两人与耶鲁大学的Nancy Qian合作完成《On the Road: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一文，研究交通运输网络对中国区域经济成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靠近交通网络对人均GDP水平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第三位获奖者、今年54岁的克雷默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领袖之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在该校任教，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曾获得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并被世界经济论坛提名为“青年领袖”人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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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克雷默提出著名的经济学理论“O型环经济生产理论”，这一理论受到1986年美国挑战者太空梭发射事故的启发，有助于解释人才流失和国际经济的差距。
麻省理工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院长郭杰群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今年公布的获奖者有一些出人意料，但实际上具有深层次的意义。短短10年中，这么多关于对抗贫困的尝试理论、实践获奖，也反应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郭杰群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有限资源的分配，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加，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公平性越来越重要。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方向被称为发展经济学，其不仅针对贫困，而是从更广泛的社会政策，如教育、普惠金融、健康医疗等方面进行设计和评估。
“他们三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脱贫有很多应用价值。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杜夫洛等人设立的研究中心就是以第三世界国家贫困者的微观行为为中心，以随机抽取的实践来评估脱贫政策的有效性，并制定有效方案。”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趣谈：“这是唯一一个允许持有相反意见的人同时获奖的奖项。”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授予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est von Hayek）这一奖项就是这种情况，而2013年尤金·F·法玛（Eugene F.Fama）与罗伯特·J·席勒（Robert J.Shiller）同时获奖亦是。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将奖项授予哈耶克与默达尔，是为“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这两人，是长期以来理论上的对手。
而尤金·法玛建立了有效市场假说，指出了市场价格反映了所有公开可用的信息，席勒则是尤金·法玛的批评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他仔细收集证明非理性、低效市场行为的证据，并努力反驳尤金·法玛的想法。
事实证明，这些学者的见解，无论矛盾还是相合，都富有极大价值。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他们的努力提供了获得公众审视、认定的平台，并推动社会运转。
经济学奖属于诺贝尔基金会专属之“诺贝尔奖”商标中的一种奖项，以表彰经济学界的杰出研究者，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学的最高奖。
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认可了基础经济学理论、计量和经验分析领域的众多经济学贡献。
一些有关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键数据十分有趣。
在截至2019年50年中，共有84位获奖者获得殊荣。其中有25次颁奖给唯一年度获奖者，有19次是两位获奖者共享奖项，3位同时获奖的情况有7次。最年轻和最年老的获奖者分别是47岁和90岁。
在本届获奖者杜夫洛获奖之前，仅有一位女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2年出生的杜夫洛的出现标记了新的突破，她打破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年轻获奖者纪录。
以往，诺贝尔经济学奖多由美国学者称霸，具有美国国籍的占据绝对优势。今年也不例外。据统计，有32位经济学奖得主来自芝加哥大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奖励一些“非经济学家”。自从经济学奖于1994年授予约翰·福布斯·纳什之后，该奖项即重新定位为“社会科学奖”，奖励对象遍及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1974年的得主哈耶克是一名政治学博士，也是首位获奖的“非经济学家”。
其后，2002年的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是一名心理学家，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经济学课程。2009年的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一名政治学家，专长公共政策。
按照诺奖官方的规定，任何提名和与提名相关任何信息都必须保密50年，也就是说，第一届经济学奖（1969年）的提名细节将在今年公开。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51年来，外界对这一奖项的争议常甚于其他奖项。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也称，“这不是诺贝尔奖项”。
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奖是什么关系？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该行300周年庆典上为纪念诺贝尔增设了这一奖项，并于1969年首次颁奖。
在51年的历史中，这一奖项曾经被记录为多个名称。目前，这一奖项通常被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遭到许多人反对。因为此奖项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其实际名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初期，诺贝尔家族的一位成员曾经提出，这个新奖项夸大了赋予民众的利益。在某些方面，这一奖项仍处尴尬境地。经济学家大多是提出问题和观点，而非拿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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