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以梁漱溟的真性情，要他象孔老夫子那样得“中行之道”，显然是有点勉为其难，所以他宁愿取狂放的偏路。好在狂也是“中行”的题中之意，不失为儒家精神之一种。
不过，从孟子、王阳明一直到梁漱溟，他们狂的哲理依据和心理资源究竟是什么呢？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有句断语，叫做“良知的傲慢”。话虽苛刻了点，但确是这么个意思。且以梁漱溟为例。梁象孟子、王阳明一样，将人心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体。
他说：“吾人生命原自与天地万物一体而无隔，顾人不自觉，却堕于形气之中，分别物我而小之耳”。
▲余英时
梁相信宇宙与“我”本是“通而为一”的，只有我们精神堕落时，宇宙才与“我”分开。一个天资卓越出群的人乃不为尘世所蔽，能够以个人的道德修炼和内在的精神超越通过不断的反身诸己“致良知”，与天地宇宙合二为一，世界本我，我本世界。
肉体降临现世，是为奉天的意志，拯救众生，这就是儒家文化里面的“承天命”。个人的良知既与天地结通，又有天命在身，自然超凡脱俗，有了狂的资本和资格。
梁漱溟对自己“承天命”是深信不疑的。还是在那封给儿子的信中，他踌躇满志地写道：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没有人能够深窥其学说之真谛，此事除我之外，当世无人能作。古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是我一生的使命。
要等到《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写成，我才可以死；而今后中国的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也正需要我，我更死不得。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使命感，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根本所系，对于一个确信自己承受了天命的狂者来说，因此而无限放大自我，将一己之自然生命与整个民族和文化的前途接通。人格的豁达总需要某种超越意识，梁漱溟坚信自己与天地相通，所以，无论是冥冥之中的死神，还是现世中的淫威，皆不足为惧了。
见过梁漱溟的人，都会发现他老先生身上有一种大气象，这大概就是孟老夫子常爱讲的那种难以言之、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它也是一个儒者狂的底气。
▲梁漱溟 青年时代影像
底气足不足，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修炼的问题。用孟子的话说，浩然之气是要“养”的。儒家的狂放与一般浅薄之徒的狂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其狂的背后有德性和知性支撑着。
按照儒家的内圣外王精神，一个圣人要治理天下，不仅要有治国的谋略──这还不是主要的，尚属雕虫小技，更重要的是为天下树立自身的道德表率，即由孟子提出、后来为明末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心斋先生点发挥的那层安身为本，反求诸己，身正而天下归也的道理。
梁漱溟在为学为人鹘面与心斋先生最是相投，他将身正的意义也看得很重。三十年代搞乡村建设时，他在对自己的学生讲话中说：“我觉得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在梁漱溟看来，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是个人呈现良知、成圣成王的必要功夫，而且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盛衰安危。正是怀着这样为天下立身的重大责任，梁漱溟长期以来一直过着完全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严谨生活，对自己的要求比清教徒还要苛刻。
在儒家的道德功夫论里，他独重“慎独”二字，以为此道是孔门修己之学的精髓：“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都在慎独；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
他的慎独之彻底，不用说平时的言行，连自己隔夜做的梦都要认真地加以检点。1951年4月7日，他在日记中自责“梦中念头可耻”，次日又记：“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夜梦起念头可耻马上自觉”。不用说，这样严厉的道德自律，一般人很难坚持下去，只有梁漱溟这样胸怀大志的人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要求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