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记忆的荒原
女儿无法想象，从小崇拜的父亲逐渐失去对自己和世界的把握时，该是怎样的感受。
六七年前，王成儒经常坐在书桌旁，一张一张的翻看从前的读书笔记，把一段话反复阅读；他蹲下身想把右脚的运动鞋带系好，双手扯着鞋带，就愣在了原地；老年合唱团的队友请他再写一张歌谱，他答应后钻进了自己的书房。随后他闭门不出，喊他吃饭也不回应。妻子走进书房，发现毛笔上的墨汁已经凝干，大红的海报纸上没有一个音符。他总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禁止打扰。
为了隐瞒自己的变化，父亲拒绝去美国看望做博士后的女儿，独自一人留在了国内。他尽力维护一家之主的形象，头脑中的橡皮擦却不断擦拭，最终将他带往记忆的荒原。
荷兰记者斯黛拉·布拉姆在其《我患有老年痴呆症——我父亲的故事》一书中，记录了父亲面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无力感。作者的父亲是一名心理学家和作家，在 77 岁时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得病四年后的 2007 年去世。
「纸条应该可以救他。雷内整天都在写小纸条，记录所有新来的邮件，也在其他的领域寻找可能性——例如对抗健忘的练习。但他把这张纸条也弄丢了，即便他后来又找到了它，面对的也会是一个谜语……他的笔记和他一起得了痴呆症。字母首当其冲，他常会在较长的单词中间添加连接线。」
阿尔茨海默病缓慢地带走了王成儒的认知能力。情绪的变化让女儿看到他的自卑和绝望。母亲要去逛街，就对晚出门的父亲说，先去商场等他。可是父亲并没有在商场出现，等了许久的母亲回到家里，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出门。嘴硬的父亲无法解释到底是自己忘记了出门，还是找不到去商场的路。
一直是婚姻里的主导者、大家庭的决策者、妻子的保护伞，现在却是像个任性的孩子了。
他对前来劝架的女儿说：「我就是一个没用的老头儿！」糟糕的记忆让他的生活变成了战争，越来越多的事情让他害怕。
让女儿王戈悦心中难过的，是发现父亲变得冷漠。女儿的住房曾经是父亲的一块心病。「小丫读书这么久，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家，」他难过地流泪，想倾尽所有帮女儿买房。
回国后，父亲日常电话连句对女儿的问候也没有。父亲的爱哪儿去了？
在王戈悦心里，父亲是一座山，她一步一步跟随着父亲的脚步，博士毕业后，她在一所 985 高校从事药物基因组学研究。
父亲确诊后，王戈悦用灰暗、无望形容当时的心情，她担心爸爸终有一天认不出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听上去刺耳剜心。
「研究表明：在约 200 名痴呆症患者中，超过90% 的病人（表现出）一种精神疾病的症状；60% 的病人具有抑郁心理或者冷漠。……同样地，性格的改变也是常态，而不是例外。」这是斯黛拉·布拉姆在书中给出的数据。
王戈悦逐渐接受了父亲的变化，「爸爸依然爱我，只是他病了。」
母亲潘桂云有一本日记。记录的是一个生命加速衰老的过程。在塑料封面的笔记本里，潘桂云用圆珠笔记下了王成儒被确诊的日子、入院治疗的经过、日常用药和排便等情况。潘桂云把这本日记叫做流水账。
只是，她的心里有另一本日记，是她不愿向儿女吐露的心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桂云接受不了丈夫的病。
以前，丈夫是潘桂云的向导和地图。北京、桂林、阳朔、五台山、三亚，「他带着我走，到哪儿都不会迷路」。丈夫见识广博，总是老年大学里的焦点人物。丈夫喜欢唱歌，上台演唱被评价是专业水平。她仰视了一生的丈夫，怎么可以和「痴呆」划上等号呢？
安静的晚年生活因为阿尔茨海默病改变了。一向自信的王成儒毫无根据地怀疑妻子的忠诚，他觉得妻子不喜欢他，更是拒绝和妻子一同外出。随着病情的加重，他记不起妻子的名字，也认不出她。他像个孩子一样，拉扯着妻子的衣角，叫着「妈妈」。
「我是你的老伴儿，不是你妈！」潘桂云一次次地纠正丈夫。
2 月 14 日情人节的这一天，潘桂云还是像往常一样照料王成儒的早饭。王成儒已经认不出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更不会给她任何反馈。她把美金刚的白色药片用玻璃瓶的底部研成粉末，放在王成儒的粥里。王成儒不再懂得饥饱，饭量完全由老伴控制。他丧失了部分语言能力，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哼唱。
唱歌是王成儒之前最大的爱好，显然，他还没有完全忘记。
这对近半个世纪的夫妻不过情人节。但是潘桂云特意换了个发型。她拿出退休后两人补照的结婚照。王成儒穿着中式长袍马褂，倚靠在妻子身边。
王成儒走过来，向她喊，「妈妈」，她很自然地答应着。心里安慰的是，在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那次诊断中，王成儒唯一记住的就是两个人结婚的日子。
潘桂云经常擦拭贴有全家福的相框，或是独自翻开家庭相册。王成儒已经无法与她分享过去的时光。潘桂云将目光长久停留在一张老照片上。这张照片摄于 1973 年的沈阳照相馆，王戈悦只有几个月大。33 岁的王成儒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制服，和 23 岁的妻子簇拥着女儿。
王成儒有时也会拿起照片，这与拿起一张纸或是一个勺子没有区别。他还是用细碎的步子在房间里走动，嘴里哼着不成曲调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