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白彤东
：我首先回应一下刘擎教授为什么现在需要一个新天下的说法。刚才许教授说了新天下主义是他的“专利”，不过我前一阵发了一篇文章讲儒家的“新天下体系”，稍微换了换，应该没有侵权。回到开始许教授提到的一个问题，即多数人中间有一个共识，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民族国家。近一百五十年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有一个最终的努力，就是要创建民族国家。既然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途径，那么为此付出的代价，都可以被原谅。这种民族国家的话语，便被很多现在所谓的国家主义者，作为辩护的依据。当中国政府发言说，我们中国认为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我自己就觉得很荒唐，因为这不是我们以前中国人认为的事情，恰恰是西方来的一些思想。但很多人认为这也是无奈的事情，因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必经道路。但这种“必经道路”的说法，恰恰是我要挑战的。
我读了两位教授的文章，他们都讲了为什么不能沿着民族国家的道路走下去。其实西方已经意识到了，民族国家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它极端地具有攻击性、极端地排外。民族国家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对内王道、对外霸道。后起民族国家两个最好的范例就是日本、德国，先富强再复仇。如果一边用民族国家的语言，一边还跟别人说我们是和平崛起，正常人都应该知道这种话是瞎扯。为了让新崛起的国家，比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和平地融入世界体系，就必须要找一套超越民族国家的语言。而中国的传统里面有很多资源，能够提供一个新的语言出来。
许纪霖
：彤东是代替我讲了我为什么要提出新天下主义，因为新天下主义是从中国古老文明当中来，它是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意识的普世文明。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权威布热津斯基讲，东亚今天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一样危险，当时每个国家都把自身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看成是至上的，争夺资源，都要称霸，最后引发了世界大战。而今天东亚恰恰也处于这样一种战争的边缘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彤东提出天下体系，我是说天下主义，大概我们都是应对着这样一个危险的东亚，危险的世界。
天下主义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而是一种普世的文明。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文明指的是一套普世的价值、普世的话语，文化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民族、地方，甚至某一个社群，你可以说世界上每个国家、地区、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但是世界上可以称得上文明的文化是不多的。比如你说中国文化、中国文明都可以互换，这没问题，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的文明，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说，缅甸文明、越南文明、不丹文明，你就觉得怪怪的。就在去年的东京大学会议上，一位韩国著名的学者告诉我说，韩国知识界很少讨论普遍性问题，因为韩国文化历史传统中缺乏普遍性，一直处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包围之中，因此韩国的左派一直在思考如何反抗各种压抑性的普遍性，坚守自己的特殊文化。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划等号，但在19世纪的德国，费希特等德国思想家试图以德意志特殊的文化去对抗法国为代表的西欧普世文明。今天中国思想界有不少人也希望以中国文化的的特殊性，去反抗西方为代表的普世文明。他们把“普世”送给了西方，把“特殊”留给了自己。我是很不同意的。我说的天下主义，就是要对这些鼓吹中国特殊论的人大喝一声：你错了！你自以为站在中国的立场，其实你是最不中国的，因为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是特殊的，而是普世的，是从天下人类的立场来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也包括中国自身的问题。当你们用一种“特殊的文化”来思考中国、思考世界的时候，把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普世文明说成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就是矮化了伟大的中国文明，只是你们意识不到而已！我相信彤东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当我们提出天下主义或者天下体系的时候，首先就是在反思今天中国所出现的一套民族国家至上的中国特殊论。
费希特
白彤东
：我基本上同意许教授刚才的说法，现在有些做儒家的朋友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说法，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是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国是儒家文化，要搞另外一条道路。中国特殊论的说法，其实是违反儒家原教旨的。儒家在先秦就是把自己当成普世的，并且秦以后两千多年士人更是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是文明的代表，直到被西方打败以后，才发现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们同样甚至更高的文明存在。把中国传统当成是中国特有的坏东西的说法，是五四以来反传统激进派的主流说法。但是现在有些维护传统的人是接受了他们这套中国文化特殊论的说法，只是认为这是特殊的好文化。我觉得这是对儒家传统的违背。在这点上我同意许教授的判断。但是我想多指出一点，这样一个很错误的想法，最开始是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搞出来的，不是我们儒家搞出来的，只是有些儒家头脑糊涂，跟在后面说这样的话。
刘 擎
：谈到普遍与特殊的争议，要小心这样一个问题：民族国家理论也是一个普遍主义，它是说不管你的文化、历史、传统是什么，一个国家在自己特定的领地里，就拥有主权，就是最高的统治，按照这个国家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治理。这背后的价值观，就是说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所以这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成员，可以采取一种特殊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但我们不能因此将民族国家这种意识形态看作是特殊主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另外，超越民族国家的理念，也可能包含着某种危险，某种危险的帝国形态。在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发展道路里，都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意识。如果在二十世纪初，他们都安于遵守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或者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很难想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德国和日本的扩张，正是突破民族国家框架的某种帝国冲突。比如日本，他们当初提出的亚细亚主义，就纯粹理论而言，似乎也是一种高远的理想，和天下主义有一点相似。近代日本在精神史上有过一种“文明中心转移论”。内藤湖南等人认为，华夏文明在中国本土已经衰落了，而日本虽然在地理上处在中国大陆的边缘，却因为能够同时吸收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精华，而担当东亚文明的引领者，能够带领亚洲来对抗欧洲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精神堕落的那样一种现代文明。亚细亚主义的论述，如果能撇开军国主义的实践似乎还有蛮吸引人的理想。所以，要认真讨论的是，民族主义是否一定会导致国家膨胀为侵略性的帝国意识？天下意识当中是不是就没有这种扩张的危险？在我看来，天下主义也有它的危险，也可以变成一种扩张性的论述。因此，我理解周边那些国家的警觉，要防止天下主义带生成某种帝国形态的潜在威胁。
许纪霖
：刘擎的这番话很代表我听到的那些韩国学者和台湾学者的想法，有很多人认为你们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国际问题，而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只要中国成为一个文明、自由的国家，人家就不害怕了。但有韩国学者说，哪怕你成为一个像美国这样的自由帝国，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你这个自由只是对你们内部而言，对外还是有国家利益，还是有扩张。将自己作为“主体”，把别国作为“他者”。
因此，我后来对什么叫“新天下主义”做了一些新的阐释，新天下主义是对传统的天下主义和近代的民族国家的双重超越，既保持了天下主义的普世主义传统，从整个人类的普世文明、全球利益来思考和决策，同时又抛弃天下主义的自我中心观：唯我独大，唯我文明。这是第一。
第二，如何去中心化，去等级化？传统天下主义毕竟建构了一个等级，中心是最文明的，越到边缘越野蛮，而新天下主义要吸收的是近代民族主义中的健康价值：各个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各个国家，相互尊重主权。我们可以看到新天下主义并不是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完全否定，而是和它产生对冲后的相互的解毒剂。历史上的日本做过大东亚共荣圈的梦，今天中国也有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的一套构想里面，恰恰是把天下主义的毒素和近代民族国家的毒素结合在一起，调出了一剂新帝国的毒酒。新天下主义要构造的恰恰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各个民族国家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虽然各有各有的利益和价值，但是时时刻刻以普世文明的价值来衡量自身的价值是否合理，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否符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这不是超越各种特殊性、民族性的高高在上的普世文明，而是存在于各种特殊性之中的“共享的”普遍性，是相互承认、相互沟通而建立起来的普遍性。当代世界的普世文明，既不是西方所能垄断，也不是中国所能代表，是全球不同的文明、文化所共享的才是我说的新天下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