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数月前电视剧《围城》播映，引起观众热烈反响，想进一步读到原著，于是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一向被认为高雅的文学作品《围城》成了抢手货，书摊小贩竟以奇货可居，高价数倍出售。上海一个书展展厅中，几千本《围城》一销而空。《文汇报》记者报道说，那些“排了三四个小时的队，依然未能买到《围城》的书友双眼露出失望的眼神……”另外，要求访见钱先生的人和电话则络绎不绝，弄得一向幽静的钱府也热闹起来，不得安生。有一家报纸报道钱先生的感叹，说：“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一会儿呢？”“我又不是什么奇怪的动物，为什么非要参观一下呢？如果你吃了一个蛋感觉很好，就一定要见一见下这只蛋的鸡吗？”
钱先生即使不无忿忿的时候，仍然幽默有致。最近，我去看望他们时说到此事，杨先生则是另一种反应。她温柔地笑着说：“有的人说，只要来看他一眼可以了。你说……！”说着禁不住又笑了起来。他们确实很难理解这些读者的心理：写这部妙趣横生而又耐人寻味的作品的，该是怎样一个睿智机敏的人呢！
钱先生近来因为气管炎引发哮喘。他在文化大革命时也得过此病，一度有点严重，将近一年才恢复正常。这次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杨先生前些日子也病了，高烧摄氏三十九度一，但白血球倒不高，不过六七千。如今已痊愈。我看她气色很好，不像大病之后。杨先生听我这么说，高兴地说：“我是自己锻炼，注意休息饮食，每天早上仍然外出散步。钱先生虽然病已好了，我仍不让他多说话。”
“那么是不是可以到外地去休养一些日子，有些地方景色好，空气好，很安静。久居城市里的人到大自然去，看到眼前一片绿色，会感到很舒畅的。北京污染得太厉害，从早到晚，天空总是灰蒙蒙的。”
“他不愿出去。哪里也不去。如果自己悄悄地去外地，旅行住宿会有很多麻烦。如果接受人家的接待安排，我们也不愿意，而且会不胜应付，不得安静。外地有许多朋友邀请他去游览休养，他就是不愿意动。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总算很知足了!”
杨先生的话使我感觉到内含着一种酸辛的感情。“文革”时期，他们从干面胡同寓所几经波折迁徙：原来四居室的住房被迫变成两家人挤住，到农村干校一去多年，后来又寄住女儿学校宿舍，后又栖身文研所的小平房……为此居无定所，艰难度日，健康也因此受损，直到他们住进南沙沟新居后，才算安定下来。
所以这会儿听到杨先生说“住在这里总算很知足了”的感慨，很自然地与这段屈辱压抑的生活有了联想。
二
这时钱先生从卧室里走出来接听一个电话后，对我乜视着讥讽说：
“活跃分子来了！”
“我不活跃啊……”我有点委屈，不知道他是否有所指，因为我确实很少参加外面活动，于是我抗辩说。
“他已经不在报馆里工作了，不要再说他了……”杨先生赶紧在旁帮我解释说。
“我知道。所以我要说他是活跃分子。现在这样，正是他活跃的结果。活而则跃嘛！”我因为很久没有看到钱先生，今日看他样子显得苍老了，瘦了；睿智的眼神中带着一种严厉的意味。
“是的。我知道。我一直没有听你的话。但是没有办法，我还得听别的人的话。”二十多年前，钱先生就曾多次谆谆嘱咐我埋头学术，不要旁骛。他自己甘于淡泊，置身名利场外，对政治纷争从来反感。但他同时却关注社会现实的变化和进步。过去，我每次到他那里，他总是很有兴趣听我讲些社会生活和文艺生活中的见闻。他完全不是我们一般人想像中的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而是热情洋溢、爱憎鲜明，对于生活怀着强烈的激情。犹如他自己在《围城》序中所说的“忧世伤生”。我一直认为他在冷漠的表面下隐藏着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也许，他不想介入世事。他劝导我的话恰恰正是他自己因《宋诗选注》等著作受批判后不久，仍然这样把自己的肺腑之言告诉晚辈，这是我一直铭记在心的事情。但是，许多年来，我在报刊编辑工作岗位上，身不由己地在文海浮沉，虽然也多有挣扎，力求清白做人，但于学术研究方面成效甚微。这就是钱先生每次见到我时常要加以教诲的原因。
三
时光荏苒，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他们相濡以沫，在这间幽静的书斋里各自研究学问、写作。钱先生的书桌左侧靠窗，杨先生的书桌在他前方面向南窗，相距半步，成犄角之势。这样，钱先生时时可以看见杨先生；杨先生须顾盼之间见到钱先生。自他们迁入此屋近二十年，这样的“布阵”从未变动过。钱先生在此继续写作《管锥编》，杨先生在此译完《堂·吉诃德》，又写作了《干校六记》《将饮茶》等回忆散文集和长篇小说《洗澡》等。《堂·吉诃德》出版后，曾被誉为文学翻译的典范和精品。即使这样，杨先生这次却对我说：
“现在有些情况还是很好的。翻译界敢对一些权威碰碰。傅雷的翻译是很受推崇的，过去没有人怀疑有什么不妥当。最近有人对傅雷译著中对原著的词语理解、译文的表达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可商榷的地方。对闻家驷新译的《红与黑》也有批评，认为只能算是对罗玉君旧译本的校改，有的地方还不如旧译本。以后，也许会对我的译文也提出批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术空气。我们翻译文学作品，语文知识再高，也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所以需要大家互相匡正。过去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在文学作品翻译之后有一道校核的关口。我和校核的人总是合作得很好的。我很欢迎别人提出的质疑和建议，可以引起我进一步的研讨思考，用更确切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
至于《管锥编》，出版以来饮誉海内外。我每次阅读，都会为钱先生超凡神奇的记忆和感悟所折服。我又想起去年（1990年）在北大附近畅春园的一次聚会，席间听吴组缃先生讲的两则有关钱先生的轶事。吴先生与钱先生、曹禺都是1930年代初清华大学同学。有一次，吴先生和曹禺想看英文的“淫书”（吴先生的原话，我理解是指平时人们所说的“黄色”或“情色”的书），知道钱先生博览群书，就商量着请他介绍推荐三种。哪晓得钱先生随手拈来一张纸片，竟一口气开列了四十多种书名，使吴、曹两位为之咋舌。另一次是听著名版本专家赵万里先生讲课，原拟讲三题，但讲完一题后，钱先生在台下就提出其中若干不同意见，使赵先生大为欣赏，下次就请钱先生上台去讲，赵先生坐在台下听。
吴先生是我的老师，讲课为人都是非常严谨的，当时他说得有板有眼，讲得那么生动，举座叹服。
现在国内已有一批专门研究钱先生的学者，人数也许不算太多，但却日渐兴旺而扎实。日前看到有一本专著《钱锺书》，是美国胡志德（原名“西奥多尔·赫特斯”）所著。这是中西文字中专门系统研究钱先生学术与创作的第一部专著。看来钱学之博大深奥虽为人称道已久，但得到阐释和认识还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我想起钱先生在一篇讲述诗画关系的论文中曾经引述“说得出，画不就”，或“画也画得就，只不像诗”的话。那么，许多研究钱学的文章其实往往也有这个特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论固然有迹可循，但他那种罕有的精灵般的艺术悟性、艺术感觉、艺术体验却是别人只能感受意会而难以言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