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庆幸的是，恒隆2000年在上海的新项目迅速带来收入，减缓了香港租金下滑带来的冲击。很多其他企业却没有那么幸运。
在陈总的眼中，香港的长远未来令人担忧。金融危机后，香港整体经济，尤其是零售业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与内地的往来日趋频繁。内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生产总值是香港的35倍以上。（有趣的是，1997年时内地的生产总值仅为香港的五倍左右。）数十年来，祖国每年GDP增长逾6%；而近年香港每年GDP的增幅则少于3%。排挤内地人绝不是个好主意。你们谁见过一个店主（或是站在他门外的人）袭击每一个走进店里的潜在顾客。
执意孤行的话，陈总预言等待他的命运将会是破产。
确实我们也看见香港的一些零售店将面临倒闭。令人惊奇的是，许多这些商店老板都有参与最近的骚乱。所以他们顾客减少也是自找的。但那些无辜的零售商呢？牵连无辜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但
更
加令人担心的问题在于，许多内地人长久以来对香港的好感从此消失。将来，只有那些有必要来港的人才会来。一旦处理好他们的业务或其他事情后便会离开，而不会留港度个周末，来购物和用餐。他们有何必要？！
去年的动荡大大加剧了香港的社会撕裂。支持和反对北京的两大阵营将进一步分化我们的社会，这亦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反对派一直想做的事。这对香港的经济十分不利。
自1997年回归以来，反对派领袖将香港政府视为北京的代表，抓紧每一个机会与香港政府抗衡。这些人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会伤害本港居民，只求自己在政治上得益。
要知道回归前，英国管治下的本港居民不被允许参与政治。一不小心，你的下场不是未审入狱就是被驱逐出境。陈总身边就有个朋友的儿子，不得不逃离香港数十年，直到1997年后才得以回来。回归前，某些有地位人士的电话每天都会被窃听，查核他们是否有参与颠覆活动。这一切在回归之后，都是难以想象的。
英国政府不给市民民主空间，所以回归前，香港几乎完全是一个商业城市，除了某些只允许英国人经营的特定行业（电讯、电力、航空等）和服务（医护和法律等），其余经济领域都可以自由竞争。
加上1997年前途未卜，香港人在这数十年间始终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必须快速赚钱，以便购买外国护照，以防万一！结果，香港成了一个由经济推动的城市，特别着重短期利益。
这令陈总不得不感慨，世界上像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
这个背景下，既造就了许多成功的香港商人，又导致香港缺乏有能力的政治家，尤其是那种在1997年后能驾驭香港选举政治的人才。前身是公务员的可能是能干的行政人员，但却不是政治家的材料。更不用说在英国管治时期，他们并非重要决策者。殖民管治者掌握了决策权；本地官员只负责执行。这就是为何香港缺乏政治领导人才和高层决策者。
有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反对派中似乎有能干的政治人才？当政府做出一个决定，就必须坚持下去，并对社会负责。因此，必须万分谨慎。反政府阵营则并非如此，批评总是容易的，尤其是当不必为自己的言行举止承担责任时。
反对派的工作很简单：无论政府提出什么建议，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反对（反正他们上台的机会极低，所以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为反对而反对；而且没有妥协的余地。这样既无建树，又往往不利于社会。但他们在乎么？他们的反对声喊得越响亮，从媒体获得的头条便越多，这对选举政治很有帮助。每个人都天生不喜欢权威，所以大家喜欢看人攻击政府。
关键反对派视为珍宝的自由民主真的那么重要吗？1953年的石硖尾大火迫使当时的政府建造公共房屋，基本解决了住房问题；1967年的骚乱后引入了更多较具社会主义特色的政策，改善了弱势社群的生活水平；1950至1970年代的警队贪污案令人震惊，促使廉政公署于1974年成立。
上述变化出现时都没有所谓的民主，说明社会进步并不需要某种特定形式的政府，香港社会也不必付出随民主而来的沉重代价。
现在许多反对派人士对政府言语侮辱，态度恶劣。为了减少其攻击，许多官员干脆选择
什
么都不做，那么便没有
什
么可被攻击了。结果，政府变得低效。这该怪谁？也许双方都有责任，但主要是反对派。
分析香港及其管治的根本问题时，陈总认为根源出在香港人的社会基因与内地人的截然不同。
现在的香港人大部分是逃难到香港的，不论是在1949年前后、195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1967至1977年期间，或1989年6月后。因此，他们对北京有一种既有的不信任和根深蒂固的恐惧。动荡历史记忆，深深铭刻在香港人的心理或社会基因中。
但无论在哪个时期，这些华人一旦移居到香港，他们都会被巧妙地褪去国家意识。加之他们也不被允许参与政治，这便产生了一个具备三项强烈特征的群体：极不信任北京、缺乏国民身份认同，以及政治思维幼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