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真实的历史中，天皇最开始不过是日本列岛上混战的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之一。《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曾记载过三世纪有邪马台国和女王卑弥呼。当时邪马台国的首领被称为“大王”（オオキミ）。此后几个世纪，大和地区（奈良附近）的豪族通过联合与征服逐渐扩大势力，形成了大和王权，其统治者的称呼也由大王改为了天皇。据说，天皇的称呼是受到唐朝皇帝的刺激，大和政权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刻意创造的。一般认为，过去在做口头陈述或使用宣命体时，人们通常会采用训读的方式称呼“天皇”为“スメラミコト”。因此，在当时的人看来，“天皇”这一统治者称号所蕴含的理念应该与其训读的意义密切相关。与《万叶集》中频繁使用“大王”不同，“天皇”只在国家级的典礼仪式上才会被使用
（前揭书熊谷公男，369页）
。但是，由于后来天皇政治权力的衰落，天皇的称谓也并未得到广泛应用。从中世一直到近世，天皇的名称曾使用过“帝”“内里”“朝廷”“主上”“天子”“院”等称谓，在1841年（天保十二年）光格天皇去世时使用了“光格天皇”之谥号，这成为天皇称号复活的里程碑
（[日]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刘金才、徐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0-11页）
。
二
六到七世纪，随着大和朝廷的建立，古代日本国家雏形开始形成。因为天皇一族最强大，《纪》《记》的神代传说才会把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子孙加以神圣化。但是，天皇也必须把权力分配给其他豪强贵族。很多学者注意到，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七世纪。可是，七世纪中叶，天智天皇在白村江战败（663年，中国称为“白江口之战”）后，为了维护皇权，不得不承认贵族的力量，把贵族各氏分为“大氏”“小氏”和“伴造”，赐予大氏以大刀，小氏以小刀，伴造以盾牌弓矢，并承认氏族首领对民众（民部、家部）的支配权。因此，815年编修的《新撰姓氏录》一方面强调天皇家族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也得给一千多姓氏确立来源、搭配神祇以及明确等级。这样的结果，就是把想象中的神灵世界和现实中的世俗世界，构造成互相匹配、秩序井然的一个等级社会
（15、64页）
。
到律令制时期（八世纪），日本模仿中国制度，建立起从国家到地方到民众的管理系统，并按照中央集权的官职制度，设立太政官、大弁官和六官（后来在大宝年间改为八省，即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刑部、兵部、大藏、宫内），试图把贵族的氏姓等级与任职的官阶等级配合，同时“按照地区编制民众”，五十户为一里，把每个帝国臣民都纳入编户齐民；但另一方面，大和政权是各个山头合议的联盟，天皇或朝廷没办法完全消除贵族/诸侯们的地位和势力，中央的贵族和地方的豪强，仍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
（63页）
。换言之，天皇是中央集权的核心，但实际权力常被贵族（如藤原氏）或武士阶层架空。
虽然西嶋定生曾指出，律令制是东亚文化圈的共性之一，但作者认为，日本古代国家和隋唐以及此后的中华帝国很不一样。因为日本从一开始形成的古代国家，不像中国那样由“秦王扫六合”，所谓“六国灭，天下一”，而是“六国不灭，天下不一”，由各个豪族共同体在相互联合和妥协中构成的。所谓日本最初的古代国家，不过是由畿内（即大和、河内、和泉、摄津、山城）五国地区的豪族，形成以“大王”为中心的联合政权，故学界对那个时代的日本国家有所谓“畿内政权”的说法。尾藤正英指出，“根据‘畿内政权’这种说法，大王（天皇）的权力，并非中国那样的专制型，而只是行使强大豪族制约下的权力，而这样作为氏族联合体的中央政府的性质，在律令制导入后也继承下来，故成为太政官合议制”
（61页）
。
平安京考古复制图
平安时代中期后，摄关政治（摄政、关白）的兴起使天皇逐渐成为象征性的存在。为对抗摄关家族，退位天皇（上皇）通过“院政”掌握实权，形成双重权力结构。但到了平安末期，武士集团（如平氏、源氏）势力增强，最终在十二世纪末建立幕府，武士阶层（武家）首次掌握国家实权，而天皇的政治权力被架空，仅保留宗教和文化权威。形式上，日本形成“公武二元体制”：京都朝廷负责礼仪、祭祀和部分文官任命，幕府通过“守护”（军事长官）和“地头”（庄园管理者）制度控制地方，掌握军事、司法和土地支配权。尾藤正英写道，“十二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以来，朝廷渐渐失去作为公权力主体的性格，十四世纪‘建武新政’失败以后，足利氏的室町幕府实质上成为中央政府，但是，这并不是说国家的公权力就集中在这里了。镰仓、足利时代的政治统治是以庄园制（或者庄园公领制）为基础的，它不仅是武家幕府，也是朝廷（天皇与院以及贵族）、强有力的寺院和神社的，他们作为各自庄园的领主，分享着国家的公权力”
（66-67页）
。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直到最近为止，对日本镰仓时代的研究往往过分夸大了武士取得的成就，认为创造新的政府形式等同于同时毁灭了旧的政府形式。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在十二世纪，平安时代的皇帝和贵族制度统治不仅依然具有活力，而且依然是基本的治理框架，幕府始终被迫在其范围之内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安时代的治理模式留存下来，一直延续到十四世纪。它与镰仓幕府一起遭到毁灭，而不是被镰仓幕府毁灭”
（[美国]山村耕造编：《剑桥日本史[第三卷]：中世日本》，严忠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51页）
。由此可见，日本从中世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天皇与幕府的双重结构。这就是后来福泽谕吉所谓的“天皇至尊，幕府至强”的双元权力理论。
三
天皇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象征性呢？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人类学名作《尼加拉——十九世纪巴里剧场国家》
（赵丙祥译，商务印书馆，109-110页）
中对国家（state）这一名词进行了诠释，它至少凝缩了三个不同的词源学主题：其一，在station（位置）、standing（名位）、rank（位阶）、condition（身份）等意义上意味着“地位（status）”——即“等级（estate）”；其二，在splendor（壮美）、display（炫示）、dignity（尊严）、presence（仪态）等意义上，意味着“pomp（盛典）”——即“威仪（stateliness）”；其三，在regnancy（执政）、regime（政体）、dominion（统治）、mastery（支配）等意义上意味着“治理（governance）”——即“国政统治之法（state-craft）”。但是，在现代的政治理论中，最新出现的第三层次的含义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和第二层次意义已经消失了。格尔茨认为，巴厘的王权“不仅地位、威仪、统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被隐藏起来，反而被推到了最前面”，研究这样的王权“可以帮助我们找回失去的感觉，这种感觉能让我们感受到炫耀、荣誉、表演带来的秩序”。因此，格尔茨以华丽的文笔描述了在巴厘“剧场王国里充满的宗教象征性”。1906年和1908年，两次与荷兰侵略者作战的国王们，带着自己的王妃、王子以及侍从，“列队走向简直是狐仙附体的荷兰军队，面对那有些犹豫的炮火”，“华丽地上演了一场集体自杀”。巴里的王权原原本本地展示了“地位、威仪、统治”三层侧面。
格尔茨著《尼加拉——十九世纪巴里剧场国家》
安丸良夫著《近代天皇制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