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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农信社改革不断深入推进进程中，一些农商行开始意识到品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品牌，农商行还存在很多认识误区
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
文章｜《中国金融》2019年第12期
我国农村商业银行体系的前身是农村合作金融（农村信用合作社），农商行是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商业化的产物。1996年，随着农信社获得独立地位，其运行机制和运作绩效发生了若干积极的变化。然而，农村信用合作体系产权关系混乱、不良贷款规模巨大、资产质量差、管理体制不顺等痼疾，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整个农村合作金融体制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2003年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新一轮改革拉开序幕。该方案指出，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度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农信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三农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这一新的定位，意味着合作制的时代落下了帷幕，商业化的时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合作制的终结，其标志是农信社体系中产权结构的变化。2003年之后，农村信用合作体系中的资格股逐渐被清退和取消，而投资股逐渐增大，到2015年左右，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农村信用合作体系中的资格股几乎全部消失了。资格股的消失，意味着合作制的真正消亡。不可否认，农村信用社产权结构的调整确实在经营机制和运作方式上给农信社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农信社的竞争意识在逐渐增强，在21世纪的前十年，农信社抓住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国农村迅猛转型的历史时机，以更灵活的经营方式、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逐渐占领了县域及县域以下市场，甚至在很多地方，农信社成为极具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在与商业银行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县域市场的发展也给农信社（农商行）体系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在这十年黄金时代中，很多农村商业银行实现了“华丽转型”，由经营机制僵化、产品创新能力弱的金融机构，转变成为真正具备现代市场意识、善于经营的现代银行机构。在中国大面积的农村地区，农信社以及后来改制而成的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成为支持中国三农的主力军。在商业化进程中，农商行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培养了一批有眼光、有学识、有市场意识的管理型人才。当然，在农商行竞争实力逐步提升的过程中，国家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农商行体系剥离了大量不良资产，使其轻装上阵。
省联社体制的形成是最近十五年农信社（农商行）体系制度变革的重点。在农信社改制的顶层设计中，省政府是农信社最终的风险承担者，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政府负责”。不可否认，各地的省联社在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对各县级法人的发展和变革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省联社在争取省政府的政策支持方面更具谈判能力和博弈能力，其在资金实力、技术开发能力、资源的跨区域配置能力等方面，确实优于县级法人。因此，在省联社成立后，各地农信社改革突飞猛进，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省联社在技术开发、配置资源、统筹资金、培育人才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就越大。相反，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各县级农村商业银行（以及部分地区级农村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能够吸引大量优秀的人才，能够进行较大规模的技术开发，拥有较强的产品创新能力，其独立决策、独立经营的能力非常强，在这些地区，省联社的积极干预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就较为有限，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就非常明显。省联社是由各地县联社入股而形成的，然而在管理体制上又是县联社的管理者、风险监督者以及最后的风险兜底者。在这个顶层设计下，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各县联社作为一级法人机构出资建立了省联社，它们是省联社的股东和主人，然而省联社却成为县联社的上级机构，负责对县联社进行管理。这样一个悖论导致省联社的行为发生了异化，其治理结构、管理模式都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其对县联社的高层人事安排、人力资本管理甚至业务管理都有可能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和介入。这种行为模式严重地影响了基层法人机构（县级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某些地区级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一级法人的独立经营权、独立决策权、人事决定权，扭曲了基层法人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公司法人治理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对省联社体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审视，对整个管理模式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变革。省联社的行政管理色彩不淡化，县级法人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一纸空文。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强调干预的省联社已经逐渐成为地方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的束缚和制约力量。下一步，省联社深化改革将提上议事日程，各地要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摆正省联社和县联社之间的关系，给省联社一个准确的定位，发挥其长处，规避其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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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植凤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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