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眼看差一点就要竞拍到土地，不在乎再加一点。不继续赌就出局了。
操纵（manipulation）：
土地出让方和已经在出让土地区域具有土地储备（项目）的开发商倾向于通过强化竞争的方式抬高价格，从而抬高自己土地储备（项目）的价格获利。
大块供地：
只有大型地块具有规模效益和适合大型形象工程，最利于土地财政收益和政绩的最大化，所以住宅用地会天然倾向于以大型地块供应。而大型地块开发一般会分期施工，分批入市，降低入市速度，这也倾向于推高价格（这也是我们封闭“小区”形态社区肌理形成的核心原因之一）。
融资困难：
因为国内融资渠道单一，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银行、信托等机构青睐大型上市开发商和国有开发企业的生态。这导致小型开发商和小型开发项目不能在市场上广为生存，供给进一步受到限制。
寡头开发商：
大块供地，融资渠道向小型开发团队关闭后，导致大型城市里中小型开发商没了生存空间，很多中小城市也演化到只剩下几家寡头的市场结构。寡头开发商恰好具有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和抗拒市场波动的实力，表现为在市场转冷甚至冰封时也能坚持库存，也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市场价格回调的速度和幅度。
国内住房需求模式（ demand pattern）
（现实让人失望之处是），（竟然）只有10%的人才能够达到前90%的水平。
——芒格
无独有偶，从1998年建立住房市场开始到大约2037年40年间，中国住房市场的需求也是历史性的。在此过程中也有一个核心的机制发挥主导作用：
极致的过滤效应 （filtering process）。
过滤机制是一个房地产专业的学术术语，指参与社会流动的居民家庭从低总价住房升级到高总价住房，而低价住房由新加入住房市场的家庭接盘入住，宛如层层过滤，依次拾级而上。过滤机制是全球所有城市住房消费的普遍规律，为何在我们国家这几代人的历史时期中会达到极致的程度?
因为各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禀赋条件悬殊程度太大，原有计划经济和传统农业经济社会下人口的空间均衡分布松动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潮流，导致人口迁移的规模太大，速度太快，迁移的层次太多。要在40年间，完成占全球近10%的人口的迁移。因此，只有抱有偏见的人才会怀疑支持中国住房市场的需求是否长期真实存在和合理。
根据优越性（advantages）的悬殊程度，国内城市大约可以分为5个层级，这五个层级之间都有生产率（productivity）和优越性（pleasantness）的明显差异和势能。而这些优越性具体主要包括5个方面：知识（信息）含量、网络（linkage）、地位（power）、规模、优越性（pleasant）。上述禀赋构成了现代社会最稀缺和宝贵的生存资源，正是这些禀赋在不同城市的水平和含量水平差异，才驱动了中国式的住房市场极致过滤机制。
每增加一级过滤，实际相当于加一次杠杆，过滤涉及的层级越多，杠杆的倍数就越大，只要最基础层级的住房价格能够基本维持（接下来一节会谈到正好存在着维持的机制），各个层级的流动管道没有阻断，齿轮就会继续工作，源源不断把腹地的剩余收入和租金向顶级和第二层级的城市住房市场输送，推高高优越性城市的住房价格。过滤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优越性城市的住房市场内部，也有过滤机制在工作，层层强化，逐级推动。
过滤机制也和其他机制一样，具有自我强化的基因。优越城市的优越性会随着潮水一样涌来的腹地资金和人力资本而水涨船高：因为一方面新的移民融合后会有助于孕育多元文化和促进创新，建立新产业。另一方面资金和新移民的涌入会导致知识、交易机会、网络关系、规模经济、财政安全等禀赋水平和含量进一步抬升，促进产业升级和壮大（尤其服务业）。
转移支付等行政干预手段和住房价格的攀升是限制过滤机制进一步强化的主要因素，但只有顶级和次级住房市场的价格壁垒足够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过滤停滞和价格逆转。另外，
转移支付虽然可以为失去禀赋或低禀赋的城市输血维持生存，但转移支付的资金仍然会不断游回高禀赋的优越城市，因为这是资金的本能。
五级层次的住房市场目前大概可以划分如下（不是非常严格，仅作探讨之用）：
第一层级（great cities）：京、沪、深
第二层级（almost- great cities）：杭州、广州、南京、厦门
第三层级（not –good-enough cities）：苏州、天津、武汉、成都等
第四层级（good cities）：无锡、温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