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 料 王 国：一部被遮蔽的纪录片和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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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货场的工人

“村里干的最大的厂都是村长家的，塑料垃圾对健康对环境的危害，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得维护这个利益，靠这个税收，靠这个挣钱。”王久良的忿忿很大程度上源于从业者有意的自我麻痹。他曾拍摄过另一个采访对象，用了一整年时间只为让对方正视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可最终还是没有用，王久良愤怒了，指着对方骂：“如果我不来，你一辈子都遇不到一个愿意听听你心里话、愿意为你说说话的人；现在我就站在你面前，你还在这糊弄我。”

另一个王久良愤怒的，是当今中产阶级虚伪的怜悯 —— 那些底层的人靠此为生，这个片子会让很多人失去生活来源。王久良说，在他拍摄《垃圾围城》的时候，曾问过一个拾荒老头，如果没有垃圾场了你以后怎么办？老头平静地告诉他，那就干别的呗。这句话一直被王久良记着，他说：“一个人连垃圾的活都能干，还有啥是干不了的。”

愤怒和柔软的故事

纪录片《塑料王国》至今出了三个版本——媒体版、电影版、NHK 版，三个版本无论风格还是内容，都有很大区别。作为导演，王久良的统一性在不同的版本里出现了明显的割裂；但作为一个记录者，记录的过程通常是流动且变化的，都有难以穷尽的感受。当不同版本的感受叠加在一起，又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

媒体版和 NHK 版是王久良为传播特别定制的，他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以引发重视。 媒体版的传播确实为他带来了集中的关注，但随之到来的，是这种关注带来的反噬 —— 他的名字和《塑料王国》，成了网络上不容易被搜索的词条。 而《塑料王国》电影版在2016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以下简称：IDFA）获奖后，再度引发媒体追逐，“这是最后一个重拳，它促使了事情的改变，同时也把我自己打了一个踉跄。”

王久良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

官方态度的急转是王久良不曾预想过的：“我做《垃圾围城》时没有任何封杀，北京副市长还邀请我去了解情况，这曾让我在某些层面看到了尊重，也看到了一种想要改变的努力”。

《垃圾围城》是在2010年完成的作品，与《塑料王国》的出现间隔了6个年头。这期间，环境问题大面积浮出水面，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2015年，前央视记者柴静制作了反映雾霾问题的纪录片《穹顶之下》，网络点击量过亿；紧接着纪录片被突然下线，然而讨论并没有停止，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关注早已升级。在王久良眼里，《穹顶之下》最大的价值是开蒙，在中国，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

王久良曾对《塑料王国》的前景抱有乐观的想象，因为从前期调研到后期拍摄，所有预估的困难都如约而至，也都被克服了。“我没想过放弃，我拍片的时候三十多岁，我的体力正是最好的时候，美学体系和价值观也很完整。我就一个原则，只要你（外界）干不死我，我就能把这事干成，不能怂。” 这也是片子曾几次陷入绝境，最终又找到新突破口的原因 —— 在王久良的逻辑里，“不怂” 是一种是非观，而支撑他这个是非观的，则是绝望与愤怒。

塑料加工厂加工现场

可惜，最终阻碍《塑料王国》的并不是拍摄过程的种种遭遇，而是影片完成之后官方有意的忽略。当同样在 IDFA 获奖的另一部讲述诗人余秀华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国内数城点映、票房过百万时，《塑料王国》还在为国内的放映找寻合适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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