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觉哲学的发展及特征

当代知觉哲学的发展及特征

王姝彦 王孝清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来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

转自：科学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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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知觉(Perception)在哲学研究中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重要论题。一方面，有关知觉的哲学探问有着悠长的过去，自古希腊起始，知觉问题几乎从未离开哲学家们的视线，这种关注在17世纪、18世纪尤为明显，知觉哲学(Philosophy of Perception)的研究更占据了彼时哲学的主导地位，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以及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等人，皆对知觉及其相关论题有过较多探讨。[1]不言而喻，知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点，哲学中许多重要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都与其息息相关，同时它作为基本的认知过程，也是心灵哲学中意识研究的概念工具。因此，可以说关于其本体论问题(如知觉的本质和对象)、认识论问题(如知觉的辩护)以及心灵哲学问题(如知觉与信念、意向的关系)的讨论贯穿了整个哲学的历史。另一方面，尽管知觉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一度曾被忽视，然而随着科学哲学以及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经验科学的迅猛发展，自20世纪中叶开始，知觉哲学再次受到关注并日益成为哲学以及相关经验学科的研究重心，不仅仅是涌现出了大量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新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当代知觉哲学是一个年轻且新兴的哲学领域。毋庸置疑，复苏之后的知觉哲学研究再次焕发了新的生机与魅力，本文在梳理并厘清当代知觉哲学研究不同进路及其关注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并阐明了当前知觉哲学研究的核心论域及发展特征。

一、当代知觉哲学研究的多进路推展

当前哲学家们对于知觉的探讨可谓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有些哲学家立足于神经科学的基础，主要研究发生在大脑中的知觉加工过程；有些哲学家热衷于知觉现象的讨论，因而关注知觉经验及其相关论题；有些哲学家则看重与知觉过程相关联的行为反应，从行动的角度来理解知觉；也有哲学家并不专注于知觉本身，而是力求以知觉为切入点对知识论等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加以论证或阐释。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另辟蹊径将其研究定位于空间知觉、审美知觉、音乐知觉等其他特殊领域，进而探讨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由此，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立论基础，也就形成了当前知觉哲学的多进路研究特征。具体而言：

(一)基于加工过程进路的知觉研究

这一进路下的知觉研究主要关注从刺激到行为这一因果链的中间阶段，即知觉的加工过程(Perceptual Processing)。例如，我们看到窗外正在下雨，这些“所见”始于投射到视网膜上的感觉刺激即光线，随后我们的大脑中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神经事件，最终形成了“外面在下雨”的信念，并进一步指导我们做出适宜的行动。该加工进路下的知觉研究所关心的正是这一系列复杂的神经事件的发生及其运作方式。相应地，与此过程相关的一些问题自然成为该进路下的核心论题，如：知觉加工的方式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以及涉及知觉加工的相关脑神经机制。随着当代心理学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巨大发展，这些论题愈发受到重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更多新的哲学论题，如知觉的多通道问题，知觉的认知渗透性问题、知觉的无意识问题等，对这些新兴论题的解读与阐发无疑给知觉哲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动力与生长点。

(二)基于现象学进路的知觉研究

在现象学进路下，对知觉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加工过程的终端产物，即知觉经验，遵循此路线的哲学家们并不关心知觉的内部加工过程，也很少思考引起知觉经验的脑机制，而是对“知觉像什么(what it is like to perceive)？”之类的问题倍感兴趣。哲学家纳奈(Bence Nanay)将此类研究称为“知觉现象学”(Perceptual Phenomenology)。其核心论题涉及知觉经验及其特征，如：知觉的对象、知觉经验的本质、知觉经验的表征、知觉的内容等广泛存在于认识论及心灵哲学内的传统知觉哲学问题。当代知觉哲学复兴之后，这些传统论题不仅没有受到冷落，反而在新的科学和哲学语境下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

(三)基于行动进路的知觉研究

不同于上述两种进路，该进路下的哲学家们既不从神经机制出发去看待知觉，亦不探讨知觉经验问题，而是关注与知觉过程相关的行为反应，从行动的角度来理解知觉，认为知觉与行动密切关联，进而形成了基于行动的知觉(action-based perception)研究。其主旨在于讨论知觉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即知觉如何引导行动，知觉如何依赖于行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行动对知觉而言是构成作用还是因果作用，抑或是工具作用。毋庸置疑，知觉与行动的研究正日益受到哲学家们的青睐，尤其在当代哲学语境之下，对其多样性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在更深的意义上把握知觉的本性与特征。

(四)基于其他进路的知觉研究

除上述主流进路下的种种议题之外，其他一些话题也含括于当前的知觉哲学研究中。例如，有些哲学家关注与其相关的知识论话题，重在考察知觉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如何得到辩护；再如，有些哲学家并不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知觉，而是关注特殊领域的知觉，如时空知觉、音乐知觉、审美知觉、言语知觉、本体知觉等，其相关哲学论题的独特性自是不言而喻。显然，这些话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知觉哲学研究的内容，知觉所具有的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哲学价值亦在此得到进一步彰显。

综上所述，不同进路多面相、多维度地展示了当代知觉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及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各进路下讨论的问题既有侧重，又有交叉和融合，如知觉的表征问题既是加工进路下的重点，也是现象学进路下长期争论的话题。同时，各进路间又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体现于其理论预设以及方法论框架有着明显的差异，如加工过程进路下的知觉具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分，而现象学进路下并无此区分，可以说后者预设了意识知觉。

二、当代知觉哲学的核心论域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当代知觉哲学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新论杂陈，呈现出了鲜明的多进路并举且互相交织融合的发展态势。在此情形下，不仅是原有哲学传统下的基本论题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拓展与延伸，同时，在其基础上又催生了许多新的议题和争论。具体而言，当代知觉哲学的核心论题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知觉与表征：知觉状态是表征吗？

知觉的表征问题是知觉哲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即在什么意义上知觉是表征的以及知觉如何表征世界。对此问题的争议本质上源于两个本体论问题：其一，知觉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其二，知觉的对象是物质的还是心理的。而对这两个问题所给出的不同回答则构成了有关知觉的两个对立性观点：间接实在论和直接实在论。

依据知觉的间接实在论主张，知觉的直接对象并非客观物体，而是对物体的表征、意识或心理状态，人类借由这些中介物间接地感知独立于人类感知而存在的世界，因此亦有学者将此观点称为知觉的表征理论(representative theory of perception)或者感觉材料理论(sense-data theory)。间接实在论旨在强调的是：知觉是间接的，它与世界之间要依赖于特定的表征。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将之归结为一种知觉的表征观。

反之，按照知觉的直接实在论看法，知觉与世界之间不需要中介，人类是直接感知世界的。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朴素实在论( realism)，即认为人类是直接感知并面对物体本身，无须任何中介物。麦尔斯(Myles Burnyeat)将此理论称为“知觉的窗户理论”(the window model of perception)，意喻为对事物的知觉就像打开窗户一样，直接揭示了事物本身“就是其真实的样子”[2]。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则在生态光学的基础上提出直接知觉理论，认为到达眼睛的光线足以提供人类所需的感觉信息，不需要表征，知觉就可以发生。此外，关系论(relationism)也是一种直接实在论形式，其理论要旨为：知觉状态反映了觉知者与被觉知者之间真实的关系，两者之间并不需要表征。换言之，“被觉知者(刺激物)并非一些可能在场或可能不在场的实在物，当我们在进行知觉时，它必须在场以便产生知觉状态”。[3]4可见，三种不同形式的直接实在论，虽然角度不同，但它们都强调知觉不涉及表征。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可将之归结为知觉的非表征观。

如此，知觉的表征问题就主要表现为知觉的表征观和非表征观之争。此外，也有学者秉持一种中立的态度来对待上述争论，认为既可以找到支持表征观的论据，也可以找到支持非表征观如关系论的论据。例如，纳奈(Bence Nanay)对于争端的解决，给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方案，即从实证或经验的角度对非表征观展开讨论，建构了一种可以同时包容两种不同观点的综合性的哲学框架。[4]

(二)知觉与意识：知觉可以是无意识的吗？

传统观点认为知觉都是有意识的，因而以往对知觉的哲学探讨自然也停留在意识层面。随着无意识相关研究的兴起，无意识知觉逐渐成为当代知觉哲学关注的一个新焦点。其核心问题在于无意识知觉是否存在。目下，已有大量心理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经验证据表明了无意识知觉的存在。如心理学中经典的盲视(blindness)现象、面孔失认症中对面孔的隐蔽识别以及失读症中隐含的阅读等例子中均发现所有的脑损伤患者都能成功的处理视觉信息，但是却不存在有意识的视觉体验。再者，无意识知觉也可以在无损伤大脑中表现出来，如心理学中典型的掩蔽启动范式(masked priming)和持续闪烁抑制(Continuous Flash Suppression，简称CFS)范式中，掩蔽物使得被试无法辨别启动刺激，但是却促进了对启动刺激的知觉反应，这就使得“被试坚持没有意识到任何刺激”这样的说法愈加可信。

然而，哲学家菲利普斯(Ian Philips)认为这些经验证据还不足以表明无意识知觉的存在。依据柏奇(Tyler Burge)的观点，知觉是个体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从结构上来讲，知觉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客观的内容，即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表征；二是知觉必须归属于个体，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视觉运动系统。根据这一概念，菲利普斯认为上述经验证据均不符合“知觉”。例如，盲视病人虽然具有无意识的表现，但是缺乏客观性表征这一条件。再如，掩蔽启动与CFS虽然较好地证明了无意识的客观表征，但是却不具有个体水平的归属这一条件。总之，上述事例要么是不符合知觉的客观性条件，要么是不符合知觉的个体水平归属，因而都无法提供无意识知觉存在的恰当说明。依据菲利普斯的观点，“无意识知觉很难被证明，甚至是不可能被证明的，目前对无意识知觉的共识仍然只是一个信念，而不是一个事实”。[5]

事实上，要阐明无意识知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无意识知觉与意识知觉的区别。普林茨(Jesse Prinz)认为两者在携带的信息上很像，但前者不存在“质性特征”(qualitative character)，且“无意识知觉就是信息的无意识转换”。[6]这便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无意识知觉与无意识的信息转换是否一回事。毋庸置疑，对于无意识知觉还需持谨慎态度，还需要大量经验证据，尤其是脑神经科学的证据，以及新研究手段和范式的建立。

(三)知觉与认知：知觉是认知可渗透性的吗？

认知是否影响知觉，即所谓的“知觉的认知渗透性(Cognitive Penetrability of Perception)”问题，是当代神经科学哲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围绕“知觉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不受认知影响的密闭系统”这一争论，形成了对立性的两种观点，即知觉的认知可渗透性与知觉的认知不可渗透性。根据前者，认知状态如信念、愿望等能够影响知觉的加工，进而可以影响知觉经验，即主体所感知到的知觉经验的内容和特征可以被主体信念及愿望加以改变。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曾指出：“我们的所见(即知觉的终端产物)依赖于我们的概念框架。”[7]拉夫特波罗(Athanassios Raftopoulos)早期也赞同丘奇兰德的观点，在他看来：“神经科学的发现证明大脑的高级认知中心，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反复进入神经元联结，把信息传送到低级的或者大脑周边区域，从而影响着知觉加工，这证明了知觉是认知渗透性的”。[8]更有力的证据来自在心理学以及认知神经科学中得到实验证实的预测编码理论(theory of predictive coding)，该理论是目前最流行的大脑工作机制假说，认为我们先通过已有认知图式来感知世界，再根据即将感知的刺激来补充已有的认知图式，这意味着已有认知会影响着知觉。这就是说，“如果不承认知觉的认知可渗透性，预测编码理论就无法得到解释”。[9]

支持“知觉的认知不可渗透性”的哲学家亦不鲜见。福多(Jerry A.Fodor)曾利用模块性(Modularity of Mind)假说来对知觉的认知不可渗透性加以说明，根据该假说，知觉系统是模块性的封闭系统，知觉系统与认知系统存在明显的划分，这也意味着知觉是认知不可渗透的。然而，这种理论假说与心理学、脑神经科学中的知觉学习、大脑的可塑性等经验发现并不一致，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福多的模块性只存在于其自己的心灵中”。[8]派利夏恩(Zenon Pylyshyn)也持否定态度，认为知觉尤其是视觉，至少在早期加工阶段是认知不可渗透的。不同于福多的是，他的假设部分地得到了经验的确认。拉夫特波罗综合了大量的神经科学以及心理学的证据，尤其是通过大脑扫描技术所获得的发现，支持了派利夏恩的观点：“在视觉知觉中存在一个认知不可渗透性的阶段，该阶段发生在早期，即早期视觉阶段是认知不可渗透性的”。[10]此外，德雷斯克(Frederick Irwin Dretske)采用隔离解释的策略以证明知觉是认知不可渗透的。[11]当然，隔离解释的作用机制本身还不成熟，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总之，知觉的认知渗透性问题已经引起众多哲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及争论，尽管这些争论目前仍然悬而未决，但其持续性的对于反思知觉及认知的本质所带来的撼动与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四)知觉与行动：表征还是生成？

就知觉与行动的关系而言，学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传统的认知科学领域内较为流行的知觉的计算或表征观，这种观点主要关注知觉对行动的影响，认为知觉对行动具有指导作用。具体而言，从感觉输入到行动输出，期间我们的大脑中经历了符号的转换、计算等一系列神经事件，之后产生行动的信念或愿望，最终导致做出行动。在此观点下，知觉被描述为“一种被动的发生在大脑中的一系列计算、表征事件”。[12]可见，知觉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也因而被视为一种具有中介的表征关系。

其二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知觉的生成论，也被称为生成的(enactive)或具身的(embodied)知觉观，其所关注的视角与传统观点恰好相反，即从行动到知觉，强调知觉对行动的依赖性，认为“身体的主动和被动运动也是产生知觉信息的有用来源”。[13]诺伊(Alva Noe)因此而提出知觉的感觉运动理论(sensorimotor theory)，在其看来，“知觉的本质是对感觉运动知识的运用，知觉与行动相互依赖，离开行动便无法产生正常的知觉经验”。[14]135此外，生成论认为知觉与行动之间并不需要表征，也不需要中介。“知觉是对一个环境的积极主动的探索，不需要讨论表征，它就可以被描述”。[14]137因此，在生成论视野中，知觉既不是发生在头脑中的计算过程，也不是对外界环境的表征过程，而是一种本质上由身体运动参与的具身和主动的过程。

总之，计算或表征观以及生成论实质上都仅仅是探讨了知觉与行动之间单向的关系，在解释上显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计算或表征观将知觉看作一个被动接受刺激的过程，忽略了知觉的主动性；生成论强调知觉依赖于行动，然而并非所有知觉都依赖于行动，此外生成论还强调知觉与行动的直接性，这使其更易陷入行为主义危险。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知觉与行动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双向关系，一方面知觉帮助我们产生行动的信念、愿望、意图等命题态度；另一方面，知觉也依赖于行动为其提供环境信息，两者之间既有中介，又有交互和相融。

(五)知觉的多通道性(Multimodality)：视觉通道与其他通道的知觉有差异吗？

一般来讲，大部分哲学家、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谈论知觉时，都以视觉为典范，甚至默认为视觉，其哲学论点也主要是基于视觉研究成果而建立的。毫无疑问，“视觉科学不仅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最连贯的、整体的以及最成功的一个分支，因而激起了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丰富的讨论”。[15]然而，基于视觉建立起来的知觉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效，但仍然面临一个挑战，即从视觉通道获得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像听觉、嗅觉等这样的非视觉通道。

视觉结果是否可以适用于其他通道，目前仍存在较大分歧。当前关于非视觉感觉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以视觉作为知觉的典型范式，即“视觉范式(vision-as-paradigm，简称VAP)”，强调我们经由视觉获得的知觉及知觉经验可以被其他感觉所模仿。因而，视觉知觉的认识可以进一步推及至非视觉感觉。另一种范式(alternative，简称AIT)与VAP不同，认为非视觉通道的特征与视觉通道的特征不能相融合。这里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视觉与其他通道的知觉是否存在相似性。根据VAP，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因为嗅觉与听觉的对象——气味和声音——与视觉对象一样，在本质上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ALT则强调，听觉和嗅觉的对象不仅仅是声音和气味，更是声音和气味的来源(即刺激源)，声音和气味只是起到一种中介作用，因而视觉与其他感觉之间不具有相似性。进一步分析可知，VAP和ALT的上述争论事实上还不够彻底和充分。首先，两通道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不仅表现在知觉对象上，还可能表现在其加工方式上。仅仅考察其研究对象的差异，显然不够全面。其次，尽管两者都对嗅觉、听觉与视觉的对象做出了区分，但是这种区分还不能彻底说明视觉通道与其他通道的差异性。如果视觉与非视觉之间不存在相似性，那么以视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关知觉的普遍性结论便有可能面临着瓦解。

除上述重要论题之外，当代的知觉哲学还包括其他一些颇具启发意义的问题。例如，关于知觉内容方面，知觉是否具有类别或意象主义(Imagistic)的内容或命题内容；关于时空知觉方面，我们能否感知到时间长度，我们又能否知觉到空间，空间的表征是否是知觉的先决条件；关于知觉辩护方面，知觉辩护是否影响知觉对世界的表征。[3]193不言而喻，对这些问题的有效阐释无疑会使得知觉哲学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宽、纵深和推展。

三、当代知觉哲学研究的特征

考察当代知觉哲学的发展与前沿，不难看出，尽管其研究可谓主题林立、新论迭出、方法纷呈、异论对峙，但在这种多样性的背后，总体上还是呈现出一定的主流性特征，即对知觉的自然化认识论倾向、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确立，以及模型化方法的广泛借鉴与应用等。具体而言：

(一)对知觉的自然化认识论倾向

哲学史上在对待知觉的态度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路：其一是基于“辩护认识论”(Justificationist Epistemology)语境下发生的，最初以怀疑感官与知觉的有效及可靠性为主，之后主要致力于对某些知识、信念的辩护，探讨知觉在其中的辩护作用。其二则与奎因(Quine，Willard Van Orman)提出的“自然化认识论”(Naturalized Epistemology)有关，与辩护认识论对知觉的怀疑不同，自然化认识论以感觉和知觉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为逻辑起点。该思想至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包括近代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s Reid)等。这一哲学传统从感觉的功能入手看待知觉，认为一个有机体需要通过感官获取对世界的知识，哲学家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知识的获取过程以及与知觉经验有关的知觉表征问题。

当前知觉哲学对知觉的主流认识秉承了自然化认识论的观点，承认知觉是世界上诸如呼吸与吃饭一样自然的过程，人类借由知觉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其感知对象是独立于知觉行为而存在的物质和事件。就其主导思想而言，大都采用了自然主义的策略，并且其理论中预设(默认)了知觉作为知识、信念、行动的自然来源。这种自然化认识论倾向便成为当代知觉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以此作为出发点的优势在于它并不排除辩护认识论的关注点，同时它还有利于在一个更为科学、广泛的框架内建立知觉哲学理论，这种对知觉的先在理解促使哲学家们更倾向于使用经验发现来支持其哲学论断。正如阿默德(Rober F Almeder)所言：“自然化认识论的初衷便是通过密切关注自然科学的进展来改造传统认识论。”[16]事实亦然，当代知觉哲学主要论题(知觉与意识、知觉与认知、知觉与行动、知觉的多通道等)的推进无不显示出对自然科学发现的关注和引证，并有效地促动了相关争论的进一步展开。

(二)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

如前所述，自然化认识论作为一种对知觉的先在理解，预设了知觉可以作为认识世界的自然手段。基于此，对知觉的哲学探讨进而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密切关注经验证据。经验证据主要来自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认知科学，这些具体科学领域已有大量关于知觉的实验研究，哲学家们显然并没有忽视这一点，他们关于知觉的观点大都使用了经验发现作为其立论支撑。例如，多克奇( Dokic)在探讨知觉识别(perceptual recognition)问题时引用了认知神经心理学证据，利用一个患有替身综合症(Capgras's and Fregoli's syndromes)的病人来解释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对象的识别是具有知觉性质的。再如，在关于注意与知觉的讨论中，普林茨(Jesse Prinz)使用了神经影像学、心理学及认知科学的实验证据，阐明了注意在意识知觉中的重要性。此外，在知觉的认知渗透性研究中，拉夫特波罗使用大脑扫描技术获得的结论证明早期视觉的认知不可渗透性；让罗纳通过分析神经生理学的证据来探讨知觉与行动的关系；等等。

可以说，当前关于知觉的哲学研究逐渐脱离了传统扶手椅式的思辨，转而密切关注具体学科的前沿成果，形成了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范式，这种趋势在视觉研究中，尤其是关于颜色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颜色知觉》(Colour Perception)以及《颜色本体论和颜色科学》(Colour Ontology and Colour Science)等著作便是其重要代表。显然，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问题需要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关注知觉的不同哲学范畴如认识论、心灵哲学的观点，还理应通晓科学领域的经验发现。这种跨学科范式一方面有利于哲学家们优先考虑经验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其哲学框架，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哲学与经验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对于知觉哲学的多方面推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模型化方法的广泛借鉴与应用

与上述特征相应，当代知觉哲学研究在紧密跟随相关经验科学前沿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借鉴了数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认知科学中的理论模型来对知觉哲学问题加以说明和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模型化方法特征。这种模型化方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借鉴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利用数学概率来描述个体知觉过程的布伦斯维克(Egon Brunswik)的透镜模型(Brunswikian lens model)，用以证明知觉的间接性；以贝叶斯概率统计为基础建立的贝叶斯知觉模型(Bayesian Perceptual Models)，用来解决与知觉表征的解释中心性有关的哲学问题；再如心理物理学的信号检测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用以讨论知觉哲学中意识知觉与无意识知觉之争；又如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用来解决知觉哲学中的感觉与知觉、感受质与意识以及知觉的对象等问题；等等。

另一方面表现为以探讨知觉系统或知觉加工过程为目的而模拟构建起来的关于知觉本身的模型，如奈瑟尔(Ulric Neisser)提出的综合分析模型(又称知觉循环模型)阐释了直接知觉与间接知觉的综合；马尔(David Marr)在视觉的基础上提出的视觉计算模型用以模拟视觉加工过程。此外，知觉的功能模型将知觉系统看作正在执行一个“任务”。再者，还有备受瞩目的自然神经科学领域的大脑预测编码理论，它认为知觉的加工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对于知觉的认知渗透性问题具有较优的解释力。

可见，当代知觉哲学研究对模型化方法的应用源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心理学、认知科学研究)中的模型化方法。“这种研究已经不是早期科学哲学家建立在类比意义上的模型研究，而是注重科学研究中模型化推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运用，为模型化方法在认知领域的运用拓宽了思路。”[17]在此背景下，当代知觉哲学研究中对模型化方法的使用自然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之一。虽然这些理论模型或分析工具对于知觉哲学问题的阐释仍需要大量深入、细化的探讨，但其所昭示的新思路、新趋向，无疑可为当代知觉哲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推手和助力。

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曾有言：“一个哲学家关于知觉的观点是他本人关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思想的关键。”[18]可见，知觉不仅仅是心灵哲学的分支，更是其他分支哲学的基本概念。然而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知觉已经不再被单纯地当作理解认识论、心灵哲学的工具，它已发展为能逐渐与认识论、心灵哲学比肩的哲学领域”[19]。此论断虽然略显强势，但其至少表明在当代科学与哲学的语境下，知觉哲学研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对传统问题的延伸、拓展与重建，也不仅表现为新论域的形成与更迭，而是更加体现在其探讨知觉的方式上。进一步来说，即以知觉的自然化认识论为起点，试图建立哲学与科学的连接与共生，形成了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不言而喻，这种融合性的视域已经为当代知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张力及契机，在此视域下的知觉哲学研究也必然将随之常拓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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